《勒胡马》浮云蔽颓日第五十八章、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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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嶷夜访梁芬，指出裴该或许尚有“三畏”，不能就此顺天应人，行特异之事。梁芬便问是哪“三畏”，裴嶷乃道：“其一畏祖公在朝，誓犹在耳，不便背而与之为敌；其二畏车驾虽无德，亦无大过，不宜遽易之；其三畏羯贼未灭，江南或有别封，若致分裂，有失大司马仁厚之名啊……”
    梁芬闻言，不禁笑道：“其一、其三，都未免过虑了。我来时祖士稚尚在病中，岂有沉疴良久，而能复愈者乎？即其不死，亦无能为也。至于唯恐分裂……顺天应人，于仁厚之名，何所失啊？即民心不向，亦可徐徐收拢之。且中原若定，江南岂有独存之理？”
    说到这里，略作停顿，然后压低声音说：“我来时亦细筹思，以为羯贼不必遽灭也。羯贼若灭，功在社稷，而至望辐辏于洛阳，且所余巴氐，癣疥之患，天下等若一统。而既一统，其谁愿再起兵戈呢？恐怕阻力反将更大。不如先大破羯，但趁其未灭，便成其事，然后即以灭羯之功，尽归大司马所有，使声威一时无两，自然巴氐不为扰，而江南不足惧了。”
    裴嶷捻须沉吟道：“梁公之言，确乎嶷所未想，实有振聋发聩之功……实不相瞒，前日捷报至，石虎来犯平阳，为我军所击破，虽仍逡巡不去，预料不日必将溃灭；且待秋后，大司马或将亲历戎行，趁胜直向晋阳。若能收复并州，请问时机至否？”
    梁芬点点头：“若能收复全并，其功至伟，即不能，得太原、西河，亦勉强可也。”
    裴嶷再问：“然而，其二又如何处置啊？荀氏小狡诡，终不能授柄于我。中朝之事，果然还须梁公为大司马筹谋。”
    梁芬莫测高深地笑笑，说：“其实此事么，我在朝中，已预先有所布置。祖士稚久病不起，中军乏帅，倘若能使羯贼不全力复谋并州，而伐厌次，或攻河内、兖州，王师但稍受挫败，便可煽动舆论，鼓摇以易帅。荀氏必因此而谋下手掌控中军，若其罢免祖士稚，则大司马会作何想？由此洛阳、长安，对立之势成，大司马便有望列堂堂之阵，张大义之旗了。文冀以为然否？”
    二人商议良久，裴嶷这才欣喜辞去不提。
    可是他才刚返回府上，就有小吏迎上前来，说方有急报传至城中，大司马召唤长史前去商议。裴嶷闻言，不禁悚然一惊，心说天都这么黑了，什么事儿要着急商议？难道是平阳方面又出了什么岔子，战事还有反复不成吗？
    急忙乘车前往大司马府上，一看陶侃、郭默、杨清，乃至裴诜都已经到了，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还真是军事上的问题！然而细一打量，众人脸上却无忧色，反倒颇有欣喜之态，随即裴该就说了：“方有急报自平阳传来，云续咸、郭殷叛羯，已将晋阳属我了！”
    裴嶷接过裴该递过来的郭殷之密书，一目十行看了，不禁喜出望外：“真是天佑我也！”躬身施礼道：“臣为明公贺！”
    其实裴该早就关照过，份属至亲，除非大庭广众之下，否则叔父不必过于拘礼，但裴嶷还是不动声色地逐渐放低了姿态——而就理论上来说，他跟裴该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长史”之职，本来就是大司马幕府的私属，则自称“臣”而敬称“明公”，也是合乎当时官场习惯的。
    只是裴该却并不象裴嶷那么高兴，只是轻轻摇头，说：“福兮，祸之所伏啊……”
    前线局势突然间翻转，来了这么一出，确实出乎裴该的意料之外，初得奏报，他也是大喜若狂，甚至于“苍天护佑”之类迷信想法，也曾经在脑海里打过几个转。但等心情平静下来之后，细细一想，事出必然有因，就逻辑上而言，这既属偶然事件，却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原本历史上，刘曜的前赵和石勒的后赵相争数年，石勒阵俘刘曜，旋进取长安后，基本上就已经算是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东晋留在淮北的诸将，亦陆续畏惧而南撤。然而由此而到石虎薨逝的二十多年间，外有慕容燕步步紧逼，石赵内部也是连年荒歉，各地叛乱不息，倘若东晋真的上下一心，有志恢复，北伐的机会其实一抓一大把。这是为什么呢？先不提石虎的苛暴，石赵政治制度亦相对原始，是很难真正敉平地方势力，造就清明世道的啊。
    就这样，表面上半个中国的统一，还是建立在石勒用张宾之谋，逐渐采用中国法度来构建政治架构的前提下。而如今这一套初行未久，效果尚不显著，尤其在远离其统治中心的并州地区，必然人心不附，如堆积干柴，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燎原烈焰来。那么再加上关中军的逼迫，和石虎在平阳的战败，倘若内部不出乱子，那才是奇怪的事情呢。
    终究并州陷羯的时间还不长，人心即便不思故晋，也都会怀念刘琨啊——从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刘越石虽无临阵决断、沙场破敌之才，其亦功不可没，足以与祖逖并传了。
    然而这一事件的发生，终究距离自己太过遥远，良机很难把控，正因如此，裴该在反复思忖过后，还是不待明朝，连夜便召几名重臣前来商议。当下他便说了：“未闻续咸有何用兵之才，郭殷亦然，则其虽叛石虎而据晋阳，恐怕不能久守。倘若平阳之军可以趁石虎退去时，踵迹而追，直至晋阳城下，还则罢了；否则的话，怕是续、郭终将丧败，而此信于我并无大益。”
    裴嶷想了一想，就问：“此信是直接传至长安来的呢，还是刘央等已先期知晓？”
    裴该答道：“乃自平阳辗转传来，刘央已知。”
    “未知刘央等诸将作何打算啊？”
    “刘央随信寄语，当趁此机会，图谋突破山地，挺进介休，但其志似不甚坚……”
    任谁突然间得着这么一个大好机会，都不会轻易放过的，但确实如裴该所揣测的，刘央一开始并没有全军压上，力争呼应续、郭，甚至于一口气杀到晋阳城下去的决心。其后纯属被形势所推动，才能建立奇功——相关讯息，则尚未报至长安来。
    陶侃乃道：“悬隔千里，我等即便有心，也难以救援续咸等，只能寄望于前线诸将，既不要错失良机，又能够知道进退，不贪一时之利而妄进罢了。是故我等商议，应当继续向平阳增派兵马，以应时局之变。”
    倘若如今刘央等前线部队不是两三万人，而是四五万甚至更多，并且粮秣充足，你看刘央即便再谨慎，他会不会趁机尝试图谋全并啊？倘真如此，长安方面也不会担心他过于贪利，结果反遭败绩吧。总之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之人，只要准备充分了，不怕机会不来，而若准备不充分，哪怕再多的良机摆在面前，你也把握不住吧。
    因此陶侃就问裴嶷了：“秋收在即，未知如今府库存余如何啊？”
    裴嶷略略心算，便道：“本意秋收之后，府库充盈，再大举图并。如今汉中之粮已至，凉州之粮尚在途中，恐怕难以支应大军提前远征，但若说再增派一二万人，想必不难。”
    杨清闻言，不禁喜动颜色，说：“既然如此，我明日便与民部、度部核商，尽快做一份计划出来。”
    裴该却摆一摆手，说先不急。他沉吟片刻，便道：“据郭殷书中说，石虎此番南侵，实已倾尽晋阳及各县府库，是故败后再求供输，续咸不能支应，被迫叛羯反正。则以当前之势，我趁其弊，欲收取西河、太原，应该不难；若待秋后，石虎粮秣稍足，恐怕就难图了。只是……”
    顿了一顿，有些吃不大准地说道：“以石虎之残暴，不管是否能够复夺晋阳，都将搜掠民财，以为自用——郭殷书中亦说，石虎命续咸劫夺散民之谷，续咸不忍而叛。则我虽得二郡，恐怕要面对的不是羯贼残部，而是数万饥寒交迫、嗷嗷待哺的生民了。如之奈何？”
    众人闻言，都不禁微微一愕——我们在研讨战局，大司马你怎么突然间可怜起老百姓来了？兵危战凶，本来老百姓就会遭难啊，又岂止吃不饱这么简单？要是打仗还须考虑百姓是否得安，这仗还怎么打法？
    还是裴嶷反应最快，当即俯身道：“明公宅心仁厚，顾念苍生，实我晋之大幸也！实黎庶之大幸也！”先确定基调，凡是领导考虑的问题，一定不是无关轻重的问题，然后再现帮裴该琢磨理由——
    “明公所言是也，倘若我等收复西河、太原，两郡府库皆空，即便野民也在饿死边缘，则势不能以此为根据，复向乐平、上党，以收取全并了。况且昔日并州饥馁，数万‘乞活’散布于冀、幽之间，遂使关东大乱；倘若今日复见此景，只恐河东也难稳固……”
    想当初普天下多为晋土，河东、平阳却为胡汉所据，所以司马腾领着“乞活”只好向东跑，到冀州去就谷。如今平阳、河东已被收复，倘若咱们再北上夺取了西河、太原，那你说并州的饥民是会东奔去依附“故主”石氏啊，还是会沿着大道朝南边儿来呢？一旦被他们把平阳乃至河东都搅乱喽，恐怕短期内，我军是休想再对境外用兵的了……
    裴嶷本是现编理由，但是编着编着，突然间觉得裴该所虑并非无理——原来我这个侄子想得这么远哪，果然有王者之资！
    别看裴嶷私下跟梁芬商议，提到过什么“大司马仁厚之名”，但其实在他心中，“仁”并不重要，乱世之中，“力”才最重要，“仁”不过是树立大义名分，招揽故晋士人的表面文章罢了。所以裴该说怕太原、西河两郡百姓饥馁，裴嶷并没当一回事儿——等到天下大定了，再徐徐抚安不迟啊，如今嘛，就算他们为破羯作了牺牲吧——但是一边儿编理由，一边暗中筹谋，原来这还真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军事问题嘞！
    其实吧，裴该一开始还真没想得这么深，他纯粹是担心两郡民生，怕被石虎糟蹋得太狠。我既在此世奋斗，本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是为了延续司马氏的家天下，怎可能不考虑百姓的安危呢？固然做大事不究细节，但那是权衡过后的结果，不是完全不理会细部，就能够做成大事的啊。大敌当前，固当先谋其胜，但也不能由此罔顾民生，否则跟掘黄河以阻日军，结果把河南百姓害得更惨的花生米有啥区别了？！
    但经过裴嶷这么一分说，包括裴该在内的在坐诸人，倒是也都醒悟过来，即便纯粹考虑军事，也不能忽视两郡的饥民。陶侃就说了：“大司马深谋远虑，我等不及也。既如此，当先将府库存粮，先输河东、平阳，既厚储以备刘央之用，也提防日后真得两郡后，可以救护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