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十六章　入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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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卫声明
    日本人在拿下了广州和武汉之后，便很踌躇满志地没有再加紧进攻，那是很有道理的。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师者上也”，那批矮腿邪眼的孙子高足是在那儿实验着不战而屈人了。这意识很鲜明地表现在近卫的两次声明里面。
    第一次声明发表于十一月三日，在武汉撤守之后，长沙大火之前。很简短，文不过三段，字不过五百，然而却很扼要而有斤两。
    第一段一开首就这样说：“帝国陆海军，此次仰赖陛下震武棱威，攻陷广州及武汉三镇，戡定中国各要地，国民**由是降为地方政权。”很值得玩味。这是说征服中国的大功业已告成，所谓国民**是值不得作为大规模的军事对象了。故接着便下一转语：“但该**如仍冥顽不灵，固执抗日容共政策，则在该**歼灭之前，决不停止军事行动。”这更明明是替“该**”指示出了一条自新之路：只要你不“抗日”，不“容共”，那便再不打你了。“抗日”倒无所谓，因为你已“降为地方政权”，无足轻重。最要紧的是不能“容共”！
    第二段申述所谓“建设新秩序”，要“由日、满、支三国相互提携，树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互助连环之关系”，以“达到共同防卫，创造新文化，实现经济合作”。这就更明白地替“地方政权”指示出了今后的任务：“共同防卫”——**反苏。
    路子已经开好，“至于国民**，倘能抛弃从来错误政策，另由其他人员从事更生之建树，秩序之维持，则帝国亦不事拒绝”（第三段），招降纳叛，明目张胆了。“另由其他人员”，看来好像是把蒋介石、汪精卫都除外了，其实这儿正是文章，只要你自己不想除外，那就不算除外。明明除外了的自然是大有人在，在军事方面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方面便是国民党反动派以外的一切进步分子了。
    这一政治攻势异常猛烈，在今天看起来，我们可以说就是这篇文不上三段、字不满五百的东西决定了“地方政权”今后整个的动向。
    汪精卫是被诱引出去了。这位“副总裁”在十二月十八日飞出重庆，二十一日又飞出昆明，飞到了越南的河内。接着是二十二日近卫又有第二次声明，更索性把“共同**”的要求提出了。“**在东亚之势力为吾人所不能容忍。日本认为日、支两国为表现日、德、意三国之**精神，亦应有必要成立**协定。”“日本为达到此项目的，要求在华驻兵，并要求将内蒙划为特别防共地带。”于是而有汪“副总裁”的艳电（十二月二十九日）响应，公开通敌，赞成缔结“中日防共协定”。
    “副总裁”是这样了，另外一位“正总裁”是怎样的呢？作风是不同，角色是不同，而所演的却同是一出戏。自从武汉撤退以后，一直就是积极防共、消极观战，如此者六七年，不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证明吗？
    在武汉时代本来决定在撤守之后要在衡山设立大本营，继续积极抗战。后来这个计划无形无影地打消了。这不是比汪精卫的艳电还要更有实质的响应吗？
    长沙大火之后，也还开过一次堂皇的南岳会议，决议了好些方案，像煞有介事。当时曾提出了这样的两个口号，“宣传重于作战，政治重于军事”，我们做宣传的人竟曾为此而大感高兴。但在今天看来，从此纸上抗日、事上反苏，不就是“宣传重于作战”吗？防共积极、抗战消极，不就是“政治重于军事”吗？
    我们，实在是太天真得可爱了。
    二、流连南岳
    南岳会议是在十一月尾上召开的，我只是在闭幕的一天赶去参加了一次，依然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场面。我当时倒有过一点惊异，在抗战应该吃紧的期间，为什么要集中这么多的高级将领来开这样大规模的会议？参加的人，粗略地估计，总怕起码有三百，都是一些将官阶级。这些人在紧急的关头，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而来从容论道，不认真是一件奇事吗？
    会闭幕后，当天晚上便有很多人走了，但我们却被留了下来：原因是“最高”的一篇闭幕辞，要我亲自带到桂林去付排，而文稿尚须“文胆”陈布雷整理。这一整理费了很多时间，不仅当天夜里没有弄好，连第二天一个大清早都没有弄好。因此我们在第二天也就依然不能不留在南岳。
    那篇闭幕辞其实是很成问题的东西，那儿空空洞洞地没有说到什么，重要的只是谈了一个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初练水师，一战为太平天国所败，想扑水而死，为部下所劝止。嗣后乃返衡阳练兵，才转败为胜，终把太平天国平定了。（因手中无书，说不定有些错误。）由这便搭到对日抗战。虽然战败了，不要气馁，要学曾国藩再接再厉，收到最后胜利。这个故事的征引实在不伦不类。抗御外侮、转败为胜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他不肯举，而偏偏举了一位内战专家、民族叛徒的曾国藩。尽管多少是有点本地风光，但那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居的人不是早就存心在鼓励内战吗？
    但我们实在太天真了，要专候整理，并像赍送圣旨一样，专送桂林，为此更累得周公也被牵连着多住了一天。
    不过有了这一天的耽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登了一次南岳。我不记得是谁先提议的了，就在那第二天的上午，周公、贺衷寒和我，我们三个人约着去登山，都相约不坐轿子。这倒给我留下了一个意外的纪念。
    南岳衡山是被人传说得十分**的，古代作为五岳之一，祭秩比于三公。特别是有了韩愈《谒衡岳庙》的那一首诗，在读书人的脑中，仿佛它真像是一个“天假神柄专其雄”的神物，时常在“喷云泄雾”。但事实上倒并不怎样神奇，特别由我这个生长在峨眉山下的人看来，它实在平常得很。除在山脚下有一些风景区之外，山上都显得非常索寞，既没有什么“松柏一径”的大树，也没有什么“粉墙丹柱”的灵宫。我们只走到半山的铁佛寺便歇下了。这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庙，但还好，周围倒是有些林木的。贺衷寒说，再往上走过了南天门，风景就更好了。但我们没有再往上走，并不是我们没有脚力，而是太寂寞的山景没有引诱我们的魄力！
    铁佛寺的老和尚替我们预备了一顿中饭，把庙里自做的豆腐卤拿出来做菜。那倒是再好也没有的珍品啦。小方块的豆腐，糟得很透，色虽灰败而味道很鲜。我们吃了一盘又一盘，把罐子的储蓄都吃光了。和尚很高兴，就好像做了一场大功德，当然我们也并不是白吃的。
    在那铁佛寺下边不远处有李泌的读书室，这是所谓名胜古迹了。我一个人特别走去看了一下，那更是使人失望得很。不要说什么“邺侯家藏书，插架三万轴”，就是三本《三字经》都从那儿找不出来。一列三间的小祠宇，庸俗得实在是无法形容。
    但这一次的登山，我却有了一首记游诗，是在那下山途中勉强凑成的。
    中原龙战血玄黄，必胜必成待自强。
    暂把豪情寄山水，权将余力写肝肠。
    云横万里长缨展，日照千峰铁骑骧。
    犹有邺侯遗迹在，寇平重上读书堂。
    为了附庸风雅，不得不矫揉造作一番，骗骗自己而已。
    那天的天气倒是满好，并没有像一千多年前的韩愈那样，逢着“阴气晦昧”的秋雨节，而劳他“潜心默祷”。众峰是很朗壑的，虽然并不怎么“突兀”，也不显得有所谓“紫盖连延接天柱，石廪腾掷堆祝融”那么生龙活虎般的活跃。但山外的眺望为韩愈所忽略了的却很有可观，七十二峰都一一呈列在目前，好像万马奔腾。韩愈只照顾着衡岳本身，而失掉机会照顾到岳外，我很替他可惜。
    三、桂林种种
    十二月二日清早由衡阳坐火车动身，三日清早到了桂林。这次有火车的方便，自然没有前两次那样狼狈了。
    到了桂林之后，主要的工作是把三厅的人员分了三分之一留下来参加行营政治部，由张志让主持，行营政治部主任是梁寒操。另外的人员便陆续由卡车运往重庆。只有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别致，他们自告奋勇，决定步行，沿途工作，走向重庆。他们这一计划后来是很完满地成功了。
    那时候陶行知也在桂林，他召开过一次小朋友的大会，似乎就是生活教育社的年会吧。他曾经邀我去演讲，我说过“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有了改变了，并不是下一代不如上一代，而是上一代不如下一代。这一转机，就是孩子剧团的小朋友们给予我的。
    长沙大火后有一家白报纸的囤积店没有烧掉，却又搬运不出：因为在善后期中火车只限于军运，断绝了商运。那家囤积商便向三厅求售。令数很大，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商人作为烧掉了，要价比成本还要低。我把这事向陈诚提出过，要政治部买下。陈诚到长沙时给了我一个手条，交总务厅办，而总务厅的那些颟顸老爷却始终没有办。到了桂林那纸商又来找我，我便独行独断地索性由三厅来收买了。这到后来一直供给了政治部好几年的使用，而且还使第二代厅长何浩若，第三代厅长黄少谷，各各都揩了一笔大油水。
    救亡日报社的朋友们到了桂林本来打算立即复刊的，但因经费无着，地方上的当局也无意帮忙，以致虚悬着。我扭着陈诚，向政治部要津贴。他很勉强地答应了每月津贴二百元。这津贴的数目虽然少，然而是中央机关所津贴的报纸，对地方党部的麻烦也就是一副挡箭牌了。同时又由夏衍到**去筹了一笔经费，于是这份文化人的报纸便在翌年元旦又在桂林复刊了。——这报纸是在两年之后，张治中做政治部部长时代，由何浩若亲自跑到桂林去勒令停刊的。
    立群在十一月十一日和夏衍、孙师毅、池田幸子等同车，离开了长沙之后，她比我先到桂林。她曾经在省**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但不幸在十一月底遭了轰炸，除了随身穿着的一点衣服之外，所有的东西都被炸光了。人没有牺牲自然是件幸事。
    立群还有一位母亲，是岑春暄的侄女，本来是在行政院任职的，南京失陷时带着一位十三岁的**逃回桂林。她们也是什么东西都丢光了，暂时住在水东门的娘家——岑氏宗祠里。据说，依旧时的封建习惯，凡是出了嫁的女子便不准在娘家过年，看看要到年末了，又只得从宗祠里搬了出来。这一老一弱的今后的生路，我们也是须得负责的。这件琐屑的私事，多蒙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