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十五章　长沙大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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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接上了头。
    接着和周公、洪深也陆续见面了。
    周公是同叶剑英一道逃出的。八路军办事处已经疏散就绪了，剩下周公和剑英两人打算静静地休息一夜。他们太疲劳了，睡得很熟。在大火中被闹醒了，想从大门出来，停在门外的小汽车却不见了。再折回后门时，后门附近也着了火，两个人两手各提着一只重要的提箱，便从大火中冲出。走到半路上才搭上了我们的一部卡车。
    洪深是乘着那部又哑又瞎的破卡车逃出的，剩下的行李已经来不及装车了。他乘在破卡车上，据他说：一手提着铅桶，一手拿着个手电筒，时而打打电筒代替头灯，时而敲敲铅桶代替喇叭。开到半途，卡车抛了锚，便把它丢掉，走路赶来了。
    周公十分愤慨。他向来是开朗愉快的脸色，对于任何人，处到任何难局，都绰有余裕的恢宏的风度，在这一次，的确是表示着怒不可遏的神气。汽车不见了，还是小事；长沙烧成那样，不知道烧死了多少伤兵、多少难民，而敌情怎样却是一点也不清楚。这些，我相信，就是使得他不能不愤慨的原因。
    他把处理三厅的意见向张肩重指示了一番，于是又拉着我和剑英两人乘着卡车，折回长沙去，想探看一下究竟。
    公路上的车子跑完了，逃难的人还在路旁拖着疲倦的脚，但也没有初出长沙时像水破闸门一样的拥挤了。铁路上有一串列车被两个车头拖着，像恐龙的角鳍那样，车外都载满着人，在慢慢地爬。
    我们折回到离长沙不远的一段高地上，那儿是有一座关帝庙的，大火正在加紧燃烧。长沙全城笼在一丛火烟里，那火烟的威势好像要把整个的天宇都吞灭。
    ——看来，敌人是没有进长沙的。周公感慨着说：假如敌人是进了长沙，那一定要穷追的，不会全没有动静。……
    再前进也探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我们又乘上卡车折回了。沿途收拾了不少三厅的掉队的人。我们发觉，我们的撤退计划的另一部分也意外地失败了。
    这一部分的失败，领队的寿昌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寿昌是长沙人，平时的生活很重纪律，能走路更是有名。
    他自加入三厅后，始终都穿军装，马裤上套一双长筒马靴。在厅里每天一清早起来便率领着第六处和附属队的朋友们做早操，早操后再开始办公。对于他的军装和早操，有好些过惯了浪漫生活的朋友在背后还说过一些闲话。
    其实能这样整军经武，作为一个文化人，用以矫正文弱的积习，倒是值得称赞的。因此在撤出长沙时把步行的队伍让他领率，大家都觉得他能胜任。临行时他的气宇很轩昂，也充分表示着他有胜任的自觉。
    然而文化人的积习毕竟太深，尽管有全身的戎装和马靴也管勒不住。孙中山诞辰那一天，天气很好。队伍一出城，一和大自然的风光接触，于是文人气习便解脱了羁绊。据说沿途都在游山玩水，遇到有什么风景好的地方，便停下来流连流连，或绕道去牵就牵就。有的人又喜欢照相，第六处的摄影同志随处在拍照，以留纪念。就这样，一个队伍弄得五零四散了。
    这一失败，严格地说，比大火中的狼狈还要厉害。有好些走散了的人，或者跑进了湘潭城，或者待在沿途的农家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直到了第三天，才把他们收集齐了。
    坐火车的一批是十三日的晚上才到达下摄司的，他们的遭遇又是别一种狼狈的情形。
    据乃超告诉我，火车是在大火当中才开出来的。开车的时候有好些伤兵在车站上打滚，想爬上车，但没有办法搭载。车由两个车头拖着，爬得很慢。有的地方两边两岸都是火，车就从那火巷中爬出。坐在车上的人，只好把头埋着，连脸都炘得不能忍耐了。一车子的炮弹和汽油，幸亏没有爆炸。长沙车站丢满了东西，我们的笨重公物，不用说也全丢掉了。
    五、收容和整顿
    十四那一天就停在下摄司，费了整天的工夫从事人员的收容和行李的整顿。
    这一天的工作也全靠着周公的指挥和调度，从再度的混乱中又整理出了一个眉目。
    我们的确是打了一次大败仗，不是败于敌人，而是败于自己。
    洪深是受了嘉奖的，他有应变之才，能胜任繁剧。周公又指定他作为计划的执行人。他执行得也颇有快刀斩乱麻的风味。当其整顿行李的时候，他把各处科的好些公物一火而焚了。私人的行李也限制极严，决不容许超过两件，也决不容许超过斤两。后来有好些人批评他，怨恨他，说他毁弃了不少重要的东西。甚至于还有人这样说：那样的整理法，谁又整理不来？但这些闲话都不过是哥仑布的鸡蛋而已。
    要在事后来说话，人人都可以做诸葛亮。你尽可以说，连从长沙撤退这件事，整个都是多事。因为敌人根本没有进长沙。但在当时谁能预料呢？当时的情势，一切都是天变地异。敌人要来，随时都可以长驱直入。因此，当机立断，正是当时的要求。假如有聪明的朋友，能在这失败中得到了学习的机会，那倒会是获益不浅的了。
    当天也是晴天，时而有敌机飞来侦察，我们的人员便散布在田野里，守看着眼前的公路上进行着宏大的车辆展览。真是各种各样的车子都有。小汽车、卡车、炮车、坦克车、指挥车、装甲车，平时所不容易见到的东西都展开在眼前。有载探照灯的，有载高射炮的，也有载着沙发椅的，殷殷洪洪，烈烈轰轰，把公路地皮辗进了心骨，黄尘一直蒙上了公路树的树顶。
    为什么敌机不来轰炸？这倒是一件怪事啦。——事情是后来才知道的，在大火后四天，敌人方面没有关于长沙的情报。四天之后，我们去从事长沙善后，他的广播又才开始提到长沙。从这来推测，大约在大火当中敌人的情报网也被烧掉了。这，或许要算是不幸中之一幸吧。
    关于周公的汽车，在这儿有一段小小的插话。
    在大火中以为失掉了车子，事实上并没有失掉，而是在车上睡觉的司机，一觉醒来看见满城大火，他怕汽油爆炸，便死命开走了。开走后没有办法开回，便只好逃跑了出来。
    这真是一部数奇的汽车，在前我们同赴南岳的时候被碰坏一次，这回在大火中受了虚惊，停在下摄司，就在十四日的晚上又真真正正被人偷走了。——偷车的是后勤部的人，偷到了桂林，后来在桂林才被查出。
    十五日全体人员到达衡山，和原驻衡山的三厅人员合流。
    在衡山驻了一夜。十六日的清早在一座很宏阔的庙宇里整队，准备向衡阳出发。这个庙原是第二厅驻扎过的地方，二厅已经撤往衡阳。庙的名字我记不起了，只记得庙前很空阔，有一条宽大的溪水横流，庙里驻的是道士。当我们在那儿聚集着等待整队的时候，老道士一人捧了一个小皮箱来献给我。据说是在防空室里捡到的，恐怕是二厅丢下的东西。
    我们把小皮箱打开来看了，的确是二厅遗留下来的。那内容的重要可以说是二厅和二厅厅长的全部生命——二厅的关防、官章、厅长杜心如的私章、密码电报若干种、军委会的电报用纸及其他。丢掉了这样重要的东西，假如是在清朝当年是会丢掉脑袋子的。衡山隔长沙那么远，而二厅的狼狈情形，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这些东西，后来我们到了衡阳的时候，当然都奉还了。不过我还可以保证，他们一定会把密码电报大大地改编过一道。
    整队向衡阳依然是由于交通工具不够，要一部分人走路。在这一次的领队原已决定由黄埔二期的尹伯休来担任，不幸地迟了刻，于是临时又改由洪深担任了。这一次便再没有掉队的情形。受了名誉处分的伯休，是有一半功劳的。他自告奋勇去打前站，打尖宿营，都做得井井有条，真可以说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六、长沙善后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模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只可惜日本人开玩笑，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摊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病员和老弱病废的市民，到底谁来负责呢？
    在行政上的处分是——十八日枪毙了三个人，警备司令鄷梯，警备第二团长徐崐，公安局长文重孚。
    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在这里面把“张治中”三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记不清楚；“十万元”是国民**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少得太可怜了。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确实消息，张文白在十二日上午九时，曾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因此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蒋介石来负，连“三个人头”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行政处分只在平息人民的怒气，对于满目疮痍并没有丝毫的裨补。警察是跑光了，省**的高级人员跑到了沅陵。于是长沙善后这一工作却又意外地落到我们三厅的头上。
    十六日我们到达衡阳三塘之后，十七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厅派人火速赴长沙从事善后。这一工作，周公又指派了洪深，要他带领若干得力的人员和两个抗剧队在当晚便赶赴长沙。当大家上卡车的时候，田寿昌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了。洪与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长沙的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安插伤病，恢复交通，实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十九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带了一批人去支援。这时候的善后办事处是设在财政厅里面的。当我到长沙后的第三天，省**的各厅才有人从沅陵回来参加工作。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来财政厅拜会我们。我们倒也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陈诚和周公都到长沙来过。陈诚是很得意的，长沙善后由他的“部下”来做了一个开端，当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见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这些完全是在长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训练出来的学生，经过了几天的坚苦锻炼，他的学生们是有些进步了。
    流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