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十四章　流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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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和十一月之交，“最高”和军事委员会的各部会长官都集中在那儿，陈诚的第九战区司令部也移到城东门外来了。从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开过几天高级军事会议，以检讨作战经过，是南岳会议的准备会。但在这个会议之后，军政重心又暂时移到衡山去了。
    三厅前后由武汉撤退下来的两批人，在这儿驻扎在水风井的长沙师范学校。那个学校是在教育厅和民众教育馆的背后，学生们早被疏散到别的县份去了。
    前一批是由范扬和范寿康率领来的，到得较早。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月的滞留了。但这一批朋友在长沙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是很隔膜的。遗憾得很，我搜不出什么回忆来写。但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有什么工作好做的。首先是这儿不是可以做工作的环境。在省**主席张治中之下，潘公展在做着秘书长。那些党老爷们和官老爷们一向就把民众封锁着，他们有他们的一套，不允许你外来的人过问。而我们的二范又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过境主义者，他们更不会去争取工作做了。在这样内外相得之下，或许可以说，没有工作正好是一项成绩。
    第二批到来之后，却又是疏散工作伤脑筋的时候了。各机关都在闹着疏散，省**的各厅已先后疏散到沅陵。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则更往南撤，我们三厅也就不能不从事准备了。就在这时我们的那位副厅长的范扬干下了一项小小的“德政”，使我留下了一个很不愉快的记忆。
    十二月里，在重庆不记得要开一种什么会，部里派范扬去参加。他便关照三厅的副官处给他备一部卡车。这事我是不同意的。三厅的交通工具原来只有两部小汽车是部里发下的。在武汉撤守之前不久，我采纳了朋友们的意见又买下了两部卡车，以供战地文化服务处运输宣传品之用。不消说在流亡途中也就是用作重要的疏散工具了。摆着那样的一个局面，摆着那么多人员和公物，我们就仅仅靠着这两部卡车和两部小汽车，而范扬却偏偏要调一部卡车往重庆，这是怎么也难令人容忍的。我答应派一部小汽车给他，沿途有汽油站可以加汽油，坐小汽车走长路当然要更舒服一点的。这样吩咐了之后，我和周公一道往衡山去了。不料隔了三天回来，范扬竟逼着副官处把一部卡车开走了。据说他还有十来个朋友，几十件行李，一架小汽车容纳不下。我真是快把肚子都气炸了。我把一位武汉大学出身的姓葛的副官痛斥了一场，他竟流了眼泪。
    当然事情也并不能怪他，他只是受了逼迫，而且也没有想到放走了一部车子会有那么严重。因此，我是了解的，他所流的眼泪，并不是表示他自己的后悔，而是表示对于我的抗议。那眼泪的意思是说我过于暴躁了，或许是怪我对于范扬有什么意见，我是在作威作福。
    不错，我的性情是有点暴躁的。有时候发起脾气来我自己也不能够控制。但我为了一部车子，为什么要那么暴躁，隔不几天葛副官自己也就明白了。
    五、一幕滑稽插剧
    我同周公到衡山去，记得是在七号的晚上。那一天晚上是唐生智请客，在城外的一座大公馆里吃了一席很讲究的湖南菜，还吃了有辣味的浏阳豆豉。我们是在那公馆的花园里上车动身的。
    说起这一番宴客，倒可是一场错中错的滑稽插剧，回忆起来颇足令人捧腹。
    当时有一位唱京韵大鼓的女士，姓名我记不清楚了。——滑稽剧的起因就由于这姓名的误会，而我偏偏忘记了，记性真是太坏。她到了长沙，我们曾发动她在青年会唱过一夜新编的有关抗战的大鼓书。
    隔不两天，是五号的晚上，军令部的第一厅厅长刘斐，表字为章，在Z总顾问的寓所里和我见了面。他对我说，他见报，看到了某某女士的名字，他是认识的，原本是上海的舞女。但不知几时唱起大鼓来了？
    我有点诧异，从那京韵大鼓女士的面容和生活态度上看来，怎么也和上海舞女联想不上。
    ——你怕弄错了人吧？她不像舞女啦！我很郑重地这样说。
    ——不，一点也不错，姓名的确是那样，我是记得清清楚楚的。
    于是刘为章的要求来了。——好不好把她约来，我们来个跳舞晚会？
    刘为章是湖南人，属于桂系，据说他是南京**的有数的战术专家。他和我在北伐时便认识了，很喜欢跳舞，和何应钦、贺耀祖诸人形成着一个跳舞集团。在武汉时代，他们每礼拜至少要跳舞一次的。有时候是“走国际路线”，在苏联顾问的公馆里举行。有时候却假座江海关码头附近的一座郭姓的广东人公馆，邀请一些名媛淑女参加。不蒙见外，他们也每每请我去“参观”（我是跳不来舞的），但主要的目的还是在请立群去跳舞，我自然很明白。）
    武汉撤守了，将军们逃亡到长沙，跳舞会也就逃亡到长沙。
    ——好不好呢，刘为章执拗着说：请她来跳舞？我可以去发动孟潇（唐生智的号），让他请客。他的厨子是有名的湖南厨子。我们借机会也可以大吃他一顿啦。
    反正我是一位观光者，既有湖南名厨得饱口腹，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我给他说明：我没有多的时间了，在七号晚上，我要同周副部长到衡山去。
    ——那好，刘为章仿佛自己做主人那样说：我们就定在七号晚上吧。我在七号晚上也是要到衡山去的，我们就连周副部长一同请好了。我们关照大家的车子都集中到唐公馆，吃了饭，跳一会儿舞便一同出发。好吧？
    话就那样决定了。于是七号的晚上唐孟潇果然就大宴其客。有周公，有我和立群，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自然有刘为章。另外还有两位地方上的大员，对不住，名姓我记不清楚了。
    唐孟潇在北伐时是经常见面的，但自抗战发动后，才第一次见到。十年契阔了，免不了有一番的叙旧。他颇有点员外的风度，招待起朋友来倒还洒脱得很。
    最后是刘为章派车子去把那位唱京韵大鼓的女士接来了。完全不对头！那位四十以上颇为寒酸的江湖女士，除立群和我之外，对于满座的大员全不认识，慌起来了！但也只好作为上宾款待。
    弄得刘为章好不尴尬呀，他把我拉在一边去说：不对，弄错了人。
    ——我原给你说过，怕你弄错了人啦！
    ——算了吧！我们回头也可以请她唱一曲大鼓，大鼓。……
    我在肚子里实在好笑。但得多谢这一错中错，那晚的湖南名厨的确不错。尤其是那浏阳豆豉。因为立群说：那实在好吃。唐孟潇便立地命人送了我们两罐。
    六、纷乱如麻
    从唐公馆动身往衡山，周公让我和他同车。刘为章为了好谈话，也让他的小汽车和卡车吊在后面，坐上了周公的车子。是很晴明的月夜。但离长沙不远，在一处幽暗的山道上，对面一部卡车像狂牛一样跑了来。这边连忙避让，连车头都让出了公路，结果终竟被碰上了。算还好，只碰坏了车门的把手。假使略略错前错后，要不碰伤前面的司机，便会碰伤后面的周公了。
    狂牛卡车还想逃跑，但它却陷入了重围。后面有刘斐的小汽车和卡车挡着，前面又追来一部卡车，原来也是被狂牛碰伤了，赶来追究的。狂牛在前头刚好碰了车，不负责任地慌张而逃，又碰上了我们。不足五分钟它便闯祸两次。但那样的事情是常见的。那是后勤部的车子，后勤部多把一些应急的学兵来开车，时常在公路上闯祸。
    周公的车子被拉回长沙去修理，我们自然又改乘了刘为章的汽车。
    到衡山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是为了要和陈诚商量，今后三厅的人事部署。周公是有更重大的使命的，我记不清楚了。
    照原先的预定，在武汉撤退后，衡山是要设立大本营的，军事当局留在前方指挥作战。因此所有军事委员会的各个机构便须得有一番新的部署：留一小部分人参加大本营，把大部分的人转移到重庆。三厅自然也就不能不做这样的准备了。
    第二天在衡山半麓的一处风景区，一座临着山谷的小洋房里遇着了陈诚。古人说“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在当时却有了一个新的灵感，是“天下名山陈占多”。大约他也是沾“最高”的光吧。真是名山有主，仿佛只要是风景区，总会有陈诚的份。
    然而，计划却又有了变更。据陈诚说：大本营不再设立了，还是保留军委会，可能分设西南、西北两行营。西南行营设桂林，西北行营设兰州，军委会仍驻重庆。三厅也得分为三部分。留在本部的缩小组织，废处减科，原来的三处九科只能保存四科。他叫我就照着这样的步骤另改编制，但一切人事问题，等撤到桂林之后再说。
    这不用说又是一个伤脑筋的大变革。但我们只好照着命令准备，不好有什么推诿了。只要肯认真抗战，这种精兵简政，分头并进，倒也似乎更要合理些了。
    九号回到长沙，久有辞职之意的胡愈之，趁着有改组的消息，便在这时离开了三厅。
    十号岳州失守，长沙的情形更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人心惶惶，谣言四起，竟连公安局的警察都在开始撤退了。
    三厅呢？情形是同样纷乱的。人太多，公私行李在两千件以上。除本厅之外还带着四个放映队和几个演剧队。放映队在训练中，演剧队有些是从战区退下来的，也须得重新分发。这纷乱如麻的错综，把我们一群文化人弄得来实在有点无法应付了。
    最伤脑筋的是交通工具的缺乏。火车虽然照常在开，但已经麻痹了，供应不灵，不容易轮到我们名下。公路车更是少得可怜的。孙师毅从汉口开来的一只小火轮，他虽然还把它保留着，自己甚至在船上办公，但因上游水浅也不能再使用了。两部卡车被范扬开跑了一部。两部小汽车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拿着这些伤脑筋的问题，首先便把主任秘书的孙师毅累倒了。孙师毅是工于设计的，他的计划书经常是满满一提包，因此“孙师毅的提包”很有名，在我们圈子中是常常拿来开玩笑的。但这一次的提包却泄了肚子。
    在得到大家的同意之后，十一号晚上孙师毅便乘着一部小汽车先走了。同车的有夏衍、池田幸子和立群。他们是先到桂林去，为三厅布置一切。
    怎么会有夏衍同车呢？在这儿请让我简单地补叙一下：
    夏衍是《救亡日报》的主笔，在广州沦陷的那一天清早，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