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十三章　撤守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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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正义之剑”
    保卫大武汉之战，先后支持了四个月以上，比起保卫大上海来多了一个月；比起南京的五天，广州的一天，当然更不可同日而语了。主要的原因，自当归功于民气、士气的旺盛。但另外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可不能忘记的，便是苏联的顾问团在帮助我们策划，更有苏联的飞机和义勇队在帮助我们守卫上空，并配合着前线作战。
    苏联曾以SB轰炸机和E—15与E—16战斗机源源向我补充，详细的数目可惜我不知道。苏联义勇敢死队号称“正义之剑”，在空战中有不少的人受了伤，更有不少的人牺牲了。详细的人数可惜我也不知道。
    苏联朋友是不喜欢自我宣传的，他们决不像美国那样，把“援助”、“救济”等字样刻在自己的额头上。苏联义勇队，生活纪律特别严，他们是在飞机的银翼下过着天幕生活的。无论星期或节日，决不到市面上招摇。像后来的美国兵那样旁若无人地四处胡闹，坐着吉普车乱撞，乱拉女人，那更是无法联想的了。因此一般的人很少知道有过这么一回事：抗战前期苏联朋友曾经帮了我们许多的大忙，而且，为了保卫大武汉，更有过不少的义勇队为我们把性命牺牲了。
    当时苏联未同日本宣战，故援助的情形不愿公开。反动派是讳莫如深的，更乐得有所借口了。反动派从来不曾把苏联援助的情形发表过。平时把苏联顾问团和义勇队，当成间谍一样监视着，一些照拂顾问团和义勇队的人们，大抵都是“统”字号的朋友。他们有时还在小圈子里面放些谰言对苏联诬蔑。他们昧着良心这样说：苏联送来的飞机并不是好飞机，派来的人员也并不是好人员，苏联把我们中国当作战地演习。
    但大家总还记得吧，在二次大战中，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大将崔可夫将军，扭转了欧洲战场的胜负，那是全世界知名的人物了。他在回国之前是在中国充任过总顾问的。我们能说这是苏联派来的不好的人员吗？
    武汉上空有好几次的保卫战，事实上都是苏联义勇队的战绩。就我亲自看见的一次来说吧：四月二十九日是日寇的所谓“天长节”（“天皇”的生日），那天敌机大量侵袭武汉，据说是费了两星期的筹备的。那天的天气很好，上午我们正在武昌城内陈诚的公馆里开宣传会报。空袭警报发了，大家都进了园子里的防空室，我却在室外眺望。
    晴朗的太空中泛着团团的白云，高射炮更射出朵朵的绒花。高射炮的轰鸣、飞机的拍音、**的爆炸、机关枪的连响，构成一个四部合奏。双方的银翅在日光下穿梭翻腾，或上或下，或反或侧地搏斗。据术语说，那是在演着“狗斗战”（Dog-
    ），怕应该称为“鹰斗战”（-
    ）吧。忽然有的放出红光，泄着黑烟，划空而坠，有的又在空中爆炸了。真是有声有色，鬼哭神嚎的画面呀。那样足足有三十分钟光景，宇宙复归于沉寂了。那是最热烈的一场大空战，辉煌的战果，是击落了敌机二十一架，我方损失五架。
    “正义之剑”不仅斩杀了空中的鹰，而且还斩杀了水上的鲛。据统计，在长江里面炸沉了敌舰九十二艘，炸毁了十六艘。这些毫无疑问，也就是延缓了武汉陷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惜得很，我自己没有参与过这一方面的工作，不能知其详。我希望参与过的朋友们能够把详细的情形报导出来，让全中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些“正义之剑”，更拿来和今天的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比较一比较。我们中国人民也应该是一把“正义之剑”，能够辨别是非善恶的！
    二、四巨头会议
    武汉要陷落是早在预料中的。但在武汉陷落之前四日华南重镇广州突然毫无抵抗地先陷落了。那真正是完全出乎意外。敌人仅有三千人，而我守军十师，一夜之间，闻风逃遁，真真是无上的耻辱。这儿不是孙中山先生生聚教训了多年的地方吗？这儿不是革命的发祥地吗？盘踞在人民头上的一些中山先生的叛徒们，平时作威作福，蹂躏人权，战时鹤唳风声，抱头鼠窜。他们的罪恶深重，难道还不应该上二十四次的绞刑架吗？然而那些“将军”们、大员们却依然延年益寿，直到今天，还在剿民的破阵里呜喑叱咤呢！
    广州的失陷，使已经动摇着的武汉更加动摇了起来，毫无疑问对于进攻武汉的敌人则更给予了刺激和鼓舞。敌人进攻武汉使用了十二个师团，连后方兵力共有二十五个师团，人数在一百万左右。前线补充五六次，伤亡二十余万，费时四个多月。敌人是好大喜功、贪多务得的，侵占广州的消息，难道还不促使他们更要加上火力，做疯狂的比赛吗？在那最后的几天，特别对于我们撤退的车船频加空袭，那便是疯狂比赛的最具体的表现了。
    开往长江和湘江上游的船只在那几天接连被炸，载着《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一部分人员的新升隆号便是其中之一。它是二十二日离开武汉之后，在当天便遇难，而使好些朋友成了烈士。这样，不用说使得武汉三镇，特别是一些中下层被留下的公务人员，更加人心惶惶了。“最高”的那位是有飞机可坐的，可用不着担心。次一等的也有自己的小汽车可坐。再次便须得坐卡车，坐轮船。卡车和轮船的目标更要大些，而船在水上是无路可逃的。因此大家都回避水路，虽然水上的船已经很少，能够坐船也要算是万幸了。
    我们政治部的几位高级人员，周公是有汽车的，我是有汽车的。我的车子可供我和愈之撤退时的使用。贺衷寒是有汽车的，但他的汽车先送了家眷。他原来的预定是率领残余的部员全部坐船。船是太古公司的一只小火轮，已经最后一次开往上游去了，目的地是宜昌。但由市**、政治部、国际宣传处和其他的机关，联合出了重价包了它，要它开到沙市之后，便把乘客卸下，中途折返。船回武汉时是二十三日的下午，准备在二十四日夜间再最后一次撤离武汉。然而我们政治部里却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折。
    事情是这样：本来决定坐船的贺衷寒，临时生了变动，怎么也不肯坐船。贺衷寒是党国要人，他要顾惜生命是可以理解的，而奇妙的是残留的部员们一听说秘书长不坐船，便像一群小孩子失掉了大人带领的一样，全部哗噪了起来。
    ——秘书长不坐船，我们也不坐船！
    ——秘书长怕危险，我们就不怕危险？
    ——秘书长的命值钱，我们的命就不值钱吗？……
    为了这件事，竟使副部长召开了一次“四巨头会议”，商量解决的办法。
    贺衷寒倒很坦白，他不仅坚持自己不坐船，而且主张大家都不坐船。他说：他的小汽车已经叫人由长沙开回来了。坐船实在很危险，遇炸无法可逃。坐车虽然也一样危险，但是还有可逃之路。
    这点道理谁都是知道的。但事到临危，哪里去找车子呢？不仅人须撤退，而且还有些笨重的公物。
    问题的解决倒很简单，愈之和我答应改来坐船，以安定人心，把我的小汽车留下来，让给贺衷寒的随从秘书易来安坐。——这部车子，在逃难途中，倒救了白崇禧的命。白崇禧在汉宜公路上逃命的时候，一部小汽车和一部指挥车都抛了锚，结果是把两部车子丢了，挤掉了易来安（大概挤到贺衷寒的车子上去了），改坐了我的车子。这是周公后来告诉我的。汉宜公路上的狼狈情形，可惜我们失掉了观光的机会。
    三、昧着良心
    二十四日，照例还是到三井洋行办公。在这一天的清早我替《扫荡报》写了一篇准备明天见报的最后的社论。
    当时武汉的报都先后转移阵地，停刊了，就只有《新华日报》和《扫荡报》准备出到最后一天为止。这都是周公的意见。《新华日报》是中共机关报自然没有问题，《扫荡报》在形式上隶属于政治部，也得服从副部长的命令。要出到最后为止当然要牺牲一部分的机器和铅字，但为了表示中国人的不屈服，这牺牲是不能放在打算里面的。何况在当时机器和铅字也没有办法运走！因此，倒给了《扫荡报》一个光荣的报国机会。这个最反动的报纸，从它的创刊一直到改名为《和平日报》的今日，值得夸奖的表现恐怕就只有这么一次。
    这个最反动的报纸在平时是不欢迎我们的文字的，意识稍微清楚一点的人谁也不愿意替它写东西。但在这光荣表现的一次上，却连写社论的人都跑光了，乐得我来承乏。其实贺衷寒也尽可以写的，想来是静不下来，不能执笔了。
    虽然承乏地写了一篇《武汉永远是我们的》（这篇文字收录在《羽书集》里面），在我却并不是怎样光荣的事。认真说，我也是昧着良心，在那儿替别人圆谎，昧着良心在那儿帮忙骗武汉的市民。
    文章写得很勉强。
    分明是保卫战没有做好，弄得来只好抛掉武汉三镇的市民而各自跑掉，而我偏这样说：“我们的保卫大武汉之战，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的能事！”
    分明是有人没有尽心力去保守祖国的疆土，没有决心和敌人拼命，而我偏这样说：“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死拖换取硬打！”
    我像传声筒一样也传播了“最后决战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在广大的乡村与民心”，传播了“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影响于抗战之全局”。
    话是多么响亮呀，但我敢于保证那些话里面有一分一厘的诚意吗？
    广州的突然沦陷，分明大大地影响了我们，而我偏说是“保卫武汉的持久战使敌人发生了焦躁，敌人是在更加紧地向着灭亡的道路上奔跑”。在我们自己呢，更亏我说得出“愈益增加了我们的敌忾，愈益团结了我们的内部，愈益鼓舞了我们的百粤健儿”，而且我还敢于“坚决地相信，华南的战局今后是要完全改变形势的”。
    说得真是好听：“武汉临到垂危，但于整个战局也无多大影响！”
    说得真是好听：“一方面既尽了持久战与消耗战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尽了减轻牺牲、保全实力、掩护后方的能事！”
    说得真是好听：“我抗战的中心力量并无亏损，反而争取了主动的地位，环阵于武汉的四周！”
    说得真是好听：“我们的武汉并不是对于佛朗哥的马德里，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
    说得真是好听：“禁不住要以激越的腔调来高呼：武汉永远是我们的！”
    哼！这哪里是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