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四章　筹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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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在九龙的某旅馆的电梯里，由陈烟桥递了一张字条给我。那是鹿地亘写的，说他在上海受敌人迫害，已经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逃到了**，但生活无着，要我给他们想些办法。
    我那时抱歉得很，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可想，而且连信也没有回。
    但在筹备第三厅的时期中，要搞对敌宣传了，这使我感觉到是鹿地的很好的工作机会。
    一次在陈诚的公馆里吃午饭，我对他说：对敌宣传要搞好，单靠几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是不行的，一定得请些日本朋友来帮忙。譬如我自己，前后在日本待了二十年，而且过的生活差不多和日本人同样，然而我的日本话便没有到家。
    他开始有点不太相信的样子，这样说道：“你在客气吧？任何日本通，谁还通得过你？”
    “不，事实上并不是那样。”我继续着，“凭我自己的经验，凡是学一种外国语，要从小时候起就受过外国人的小学、中学的教育，那样才可以到家，但那样的人可能就不是中国人了。如果上了二十岁才到外国去开始学习的，即使学到老，也不见得会到家。我顶不高兴，有些人跑到英国、美国去，三两年回来，便装出一个了不起的样子。其实那些都是骗子！”
    陈诚笑起来了。他反问我：在目前哪儿去找日本朋友呢？
    我便推荐了鹿地。我说：鹿地是日本的反战作家，帝国大学毕业，和冯乃超同期。他现在受着迫害，在**过逃亡生活。我相信，假如我们邀请他，他一定会来，而且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
    陈诚立地同意了。于是他和我联名，当下发了两通电到广州去，一通给《救亡日报》的夏衍，一通给当时的保安处长某，是陈诚系统的人。请他们设法把鹿地亘夫妇护送来武汉。
    这样便丝毫也没有阻碍，在仅仅一个星期之后，鹿地夫妇也就安然到达了。
    剩下的是他们的待遇问题。当陈诚接见了他们之后，他和我商量到这个问题来了。我提议聘鹿地为设计委员。那时政治部是有一个设计委员会的，安插了很多知名之士，车马费每月二百元。照鹿地的资历来讲，他当然可以做设计委员。
    陈诚说：他们是两个外国人，一个月二百元怕不够用，索性请他们夫妇两位都做设计委员吧。
    于是，这一个待遇问题也就决定下来了。
    设计委员本有留部和属厅的两种。鹿地夫妇被指定属于后一种，他们在事实上便成了第三厅第七处的顾问。
    在这儿也想说点后事。
    他俩其后留在中国八年，和抗战相终始，在前期的宣传工作中帮了很大的忙，而在后期却受尽了限制和迫害。那实在是很遗憾的事。
    六、典型作风
    筹备工作费了一个月的光景。靠着很多朋友的努力和帮忙，整个的组织机构和工作计划，以及各种重要的人事问题，大体上都得到了解决。我们确实有把握在四月一号开锣了。
    但有一件事情却始终得不到解决。那就是约法三章中的最后一章：事业费的问题了。我很想抓紧着陈诚给我的一句话：少编两个国防军，你总可以够用了吧？
    然而我所抓到的，却是最后的那个问号（？）。
    根据两个国防军的经费，我请各科各处的负责人订出自己的预算，再汇合起来成为厅的总预算。
    大家斟酌损益地差不多费了两个星期，把预算搞出来了。总数是每月事业费七十二万元。这在事实上并没有超过两个国防军的经费。
    在第一次在汉口招待全体设计委员共同午餐之后，我坐上陈诚的汽车一同过江。我把两厚册预算书，亲手交给了他。他问我：总数有多少？我把数目告诉了，而他只含着笑说：回头慢慢研究吧。
    这一“研究”真个是“慢”而且“慢”，很久没有下文。经过了多方催促，算间接地知道，数目太大了。那么两厚册预算书，我们为图迅速起见，只备了一份，却没有发还，倒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数目既过大，就只好重新改编了。
    怎么改编法呢？
    在那时我们认为电影的宣传效果是很大的，打算在**设一个第二制片厂，以便在海外容易取材而且经济。这项的费用在第一次预算中要算最大，部方认为不必要，当然也就只好删去了。其他的工作倒也比较灵活，钱多多做，钱少少做，项目保留，数目缩小，如此而已。
    但缩小到什么程度呢？
    标准依然没有指示，大家只好又来揣摩着，索性翻它一个筋斗，由七十二万改成二十七万。照着这样的比例，在各种必须保留的项目下，大刀阔斧地砍削。
    又费了一星期左右，第二次预算编成了。离开锣期的四月一日，已经没有几天，想迅速得到解决，又由我直接提交给了陈诚。
    这一次倒比较爽快，对方把总数看了一下，当面给了我一个回答：数目不要确定，临时由部里开支，不很好吗？
    “你的意思是不是还嫌数目太大了呢？经费不确定，我们没有办法进行工作。”我有点不大高兴地这样说着。
    他迟疑了一会儿，又问我：是不是可以再削减呢？
    “当然可以，削到零，我最高兴，那我就得到解放了。”
    陈诚又笑起来，他说：“不要生气，让我和恩来他们再商量一下。”
    于是那第二次预算书又同样地遭到了石沉大海的命运。
    这事对我倒并不是什么打击，反而是一种启示：小处敷衍，大处不放松。这就是反动派的典型作风！
    让我也再说一点后话吧。三厅的预算，在工作开始之后，很久都没有成立。一直到武汉撤退、长沙大火，政治部已经迁到了衡阳之后，才得批准了四万多块钱的预算。在这之前，我们一直做的是零工。有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如沈从文之流，曾经造过三厅的谣言，说三厅领着庞大的经费，没有做出什么工作。但也有的朋友说三厅在武汉时代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八个字：“轰轰烈烈，空空洞洞。”轰轰烈烈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情绪。可惜组织民众的权限不在我们手里，而是事事被反动派对消，结果便只能落得个空空洞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