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四章　筹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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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约法三章
    奇妙得很，回到了太和街二十六号，居然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朋友们得到电话的都来了，见了面第一句，差不多都是：啊，回来了！回来了！回过头看到立群，又差不多都是：不辱使命，大成功！大成功！
    陈诚当天晚上在汉口开会，他也赶来了。
    我向他提出了三项条件：（一）工作计划由我们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有相对的自由；（三）事业费要确定，预算由我们提出。
    陈诚回答得很干脆，件件依从。
    我问他：事业费究竟可以有多少？请指示一个范围，让编制预算时有个标准。
    他踌躇了，不肯说出个一定的数目，但他经过了考虑之后，回答了这样一句：国防军少编两军人，你总会够用了吧？
    他这话似乎还慷慨，这表示着他认识到宣传的力量至少可以抵得上两个国防军。当时国民党的一军人，月费是在四十万元左右。
    就这样，我便答应了开始筹备。请给我一个月的余裕，在四月一号正式开锣。
    “不会是‘万愚节’的笑话吧？”他幽默地这样说。
    “呵哈，四月一号是万愚节。”我也笑起来了，“但不要紧，我这话是今天说的，不是四月一号说的，决不食言。”
    恰巧周公也来了。大家又谈到指导委员的问题。陈诚说他准备聘朱家骅、王世杰、陈布雷、谭平山、陈立夫；在陈立夫的名下特别加上一句说明：因为立夫是政治部的前身第六处处长。
    我们向他推荐了沈钧儒
    、陈铭枢，和当时尚未成为顽固分子的孔庚。这在后来，他只聘了陈铭枢，而回避了沈和孔。
    周公向他说：你以前不是说，要聘沫若为指导委员吗？
    我抢先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做了你们的部下，不能再来指导你们了。
    陈诚也就抢着说：那我们就不请你指导了。
    二、人事和计划
    政治部的组织，厅以下的规定是每厅二处，每处三科。因此，我和主任秘书阳翰笙在最初便只能按照这样的编制，来安排人事和计划。
    第五处（依一、二、三厅的总次第）我们决定它掌管动员工作。其下第一科主要担任文字编纂，第二科担任民众运动，第三科担任总务和印刷。
    第三科请尹伯休担任科长。除此之外，处长和另外两位科长，我们请衡老（沈钧儒）物色并权衡人选，结局是胡愈之任处长，徐寿轩（代表东北救亡协会）任第一科科长，张志让任第二科科长。
    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其下的第一科担任戏剧音乐，第二科担任电影制放，第三科担任绘画木刻。
    这一处的处长是田寿昌，他动员了洪深来当第一科长，徐悲鸿来当第三科长。只有电影制放科是因袭了前武汉行营政训处的遗产，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兼任了第二科科长。
    正在组织的途中突然接到“最高”的手令，要新设一个对敌宣传处，由三厅管辖，于是三厅便多添了一个第七处。处长，我们本来想请郁达夫来担任，但那时他远在福建，而工作又迫不及待，便只好改请范寿康担任了。
    第七处也照例分为三科。第一科管设计和日文翻译，由杜守素担任。第二科管国际情报，由董维键担任。第三科管日文制作，由冯乃超担任。
    这一批处长和科长以及许多的科员，如史东山、应云卫、马彦祥、冼星海、张曙……差不多都是知名的文化人，地位是相当高的。就如董维键博士，一般的人或许不十分知道，他便曾经做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以厅长而来就科长，可以说是降二级录用了。
    当这样的名单拟出时，老实说，连我自己都有点不大相信：这些先生们都肯来就职吗？然而结果，除徐悲鸿一人之外，竟毫无例外地都没有问题。单只这一事，也就尽足以使陈诚感到满意，而且惊诧了。但惊诧的倒不止陈诚，而是整个政治部，整个看肖神的国民党党官。
    再说，就是徐悲鸿的不肯参加，也是有这么一段插话的。
    徐悲鸿那时住在重庆，他接到寿昌的通知，不久也赶到了武汉。但他走错了路，他没有到昙花林来找我们，却跑到政治部本部去了。我接到本部的电话，赶去看他，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陈诚的办公室里面。
    我们本来不大熟，寿昌那时也因事过江去了。一见面，我便感觉到调子有点两样，徐悲鸿呈现出一个不十分愉快的脸色。我把情形告诉了他，委婉地请他帮忙。悲鸿说：我不准备做官，我要到广西去，要挂我的名字也可以。他更补上了这么一句：我的名字就被利用，也不会用烂。我有点吃惊了。我劝他一道去找找寿昌。他说，要急于上火车，不去了。于是我们便只好分手。
    这事情弄得我有点茫然。但我也并不是不能了解：这和我的出走长沙，不也是大同小异的吗？我揣想：悲鸿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看到陈诚把他请进了部长室，当然也是表示了相当敬意的。但这敬意明白地还不够。尽管怎样忙，为什么不派部汽车送他到昙花林，而要把他一个人撇下呢？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
    三、昙花林
    昙花林在武昌城内的西北隅，在文华大学的对面。地方很宽大，房屋很多，但建筑都很旧，涂上的红油漆都已经快泛黑了。照名称看来，在前大约是什么佛教的建筑吧？这一段古我却没有工夫考过。政治部刚成立的时候，这儿曾做过本部。要经过一条很窄而长的背街才能到达，那条背街只能够勉强通过一部小汽车。大员们嫌交通不便，不久便乔迁了。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地盘便留给了我们。场面真够大，大到尽可以在里面办一座综合大学。
    地方尽管大，但三厅的人后来有一个时期却把它挤满了。
    各处、各科和秘书室，在编制中正式的名额就有三百多人。加上附属团队：孩子剧团，抗战宣传队四队，抗敌演剧队十队，漫画宣传队一队，还有各科处的雇员、公役、卫士等等，合共总在两千人左右。此外制片厂的几百人和电影放映队五队驻在汉口的杨森花园，还没有计算在内。
    空地很多，周围的树木也很多。附属团队在受着短期训练时，空地有时成为操场，有时成为戏场，差不多整天都有弦歌之声在浩荡地激扬着。我们的门禁并不森严，外来群众是可以随意出入的。不知道的人或许会以为是游戏场了。
    但这个僻静的地方，不久便成了敌人轰炸的目标。当敌机空袭的时候，往往在周围投弹，也引起过不少的牺牲。
    对面的文华大学是教会学校。因为隔得太近，怕遭殃，便在每一座房顶上画出一面大花旗，作为保护。当时日寇的空袭并不厉害，一切防空设备都有点近于儿戏。昙花林里面，政治部本部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防空室，是在空地中像坟墓那样用红砖砌成的。那只可避免一些破片的波及而已。
    因此每到有空袭的时候，很多人不肯进防空室，随意在树下或者房屋里躲避一下了事。但也有极少数的人跑文华大学的，胆大者便讥刺为“跑租界”。
    不幸的是有一位“跑租界”的却遭了殃。有一次文华大学的一座大教室当头中弹，好些人被炸死，其中有我们一位接近国民党的高级科员。
    还有一次，是附近城外的一株柳树中弹。树下正躲避着几位公务人员，全被炸死。我曾经去看过。有两位的脑髓震飞了，只剩下一个空壳。那个**的目标当然也就是昙花林了。
    这些人的生命真是有点类似“昙花”，但昙花林本身却是命长，敌弹一次也没有命中过。
    四、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的隶属于第三厅，是在筹备中完成的，我自己认为是最满意的事。
    这个剧团是在“八一三”以后上海的一个难民收容所里面的一部分小朋友们所组成的。差不多各省的人都有，年纪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波澜曲折的经过，假使有人把他们逐一写出来，尽可以成为一部抗战的侧面史。可惜现在人是老早分散，资料也散失了。但有些小朋友，在今天已经成为大学教授或者钢铁般的战士，那是值得安慰的事。
    这个剧团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做过很多工作，或者到电台广播，或者到各处收容所里去轮流服务。因此，有一个时期，立群也和他们发生过密切的关系。那的确是一群天才儿童的集合，组织能力强，工作效率高，也很有机智，能适应种种恶劣的环境。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他们化整为零地，装着难民的孩子逃了出来。经过徐州、开封、新郑等地，逃到了武汉。在他们逃到武汉时，我正在长沙。他们先分别向市**、市党部和什么抗敌后援委员会等请求收编，但那些党老爷们、官老爷们却要解散他们，把他们分发到各处的难童收容所里面去。这，他们是死不愿意的。正当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从长沙回来了。他们来找我想办法。这是义不容辞的，而且要解决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觉得比第三厅的组织还要迫切。
    我为了这事，专门去找过陈诚，建议由政治部来收编，作为一个宣传单位，隶属三厅。陈诚同意了。这问题便告了一个段落。不过到后来还有过一些小波折。在一次部务会议上提出这个决定来报告，有些人横生枝节。
    张厉生说：那些耍猴戏的娃娃们会做什么！由部里出些津贴把他们安插进各个小学里去好了。
    康泽说：要收编，只能作为民众团体，应该归第二厅管辖。
    但陈诚大概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威信，维持了原议。
    就这样，孩子剧团便得以隶属于第三厅第六处第一科，而成为我们的一个优秀的宣传单位。
    他们始终是自己管理自己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丝毫也不肯懈怠。他们在武汉，在长沙，在衡阳，在桂林，都做了很多的工作。由桂林步行到重庆，沿途工作着，留下了很好的影响。到了重庆之后，也曾到川南、川北好多县份去起过示范作用。然而在时间的进行中，逐步受着限制、迫害、隔离、摧残，而终被解散了。这些都是后事，我在这儿就只能够提示一下这么一个梗概。
    五、鹿地亘夫妇
    在**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