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工厂》第三百三十八章江西剿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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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年2月6日，姜瑞元亲任江西“灭赤”总司令。5月7日，他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
    南昌行营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于南昌中山路上的百花洲。它刚成立时，设办公厅和一、二、三、四厅。办公室主任为熊式辉个厅的厅长分别为贺国光、刘兴、晏道刚、朱怀冰。杨永泰到南昌行营任秘书长后，便决定对南昌行营进行改组。
    但工于心计的杨永泰表面上却装作谦谦君子，并不轻举妄动。他在等待时机的成熟。
    在姜瑞元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他亲自征询杨永泰对行营组织的意见。杨永泰知道机会来了，但又不便当着许多军政大员发表意见，便话里有话地回答说：“我初来，情形不清楚。”
    姜瑞元自然听出了杨永泰话里的深意，会后单独召见。任由杨永泰将改组南昌行营的设想和盘托出。听后大喜，姜瑞元当即同意按照杨的意图，将四个厅缩为两个厅，第一厅厅长仍由贺国光但任，主要负责军事。
    而第二厅厅长由杨永泰兼任，主要负责党政经济，另外熊式辉仍旧任办公厅厅长。
    这样，南昌行营由原来的五个厅减为三个厅，杨永泰掌握了行营党政经济大权，为具体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效力。
    杨永泰为姜瑞元准备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全权总揽政治事务。南昌行营内部，政治厅处林立，皆为“七分政治”效劳。杨永泰负责的第二厅，专营“政治灭赤”。所以南昌行营上下又称杨永泰为“七分厅长”。
    第四次“围剿”准备不充分，姜瑞元并未得手。尽管如此，已经无关大局，他对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针并没有动摇，而马上组织第五次“围剿”，调集50万重兵对付江西中央赤区。
    杨永泰提出的计策，姜瑞元终于在第五次围剿中给予充分地发挥和运用。
    在新闻宣传方面，杨永泰主持的南昌行营二厅，命令组织求是通讯社，专办行营新闻发稿工作。他规定，标语、传单，均须照行营颁发的各级宣传提纲或“剿匪手册”精神去写，不得另行编撰。
    凡南昌出版的报刊、文稿，都要先经行营审查许可，方得付印。外地驻南昌记者拍发的电讯稿，必须送审核准，才能发出。
    不仅如此，杨永泰还组织了努力剧团和奋斗文艺社，作为“剿匪”前线的文艺标兵。一时间，这两文艺组织搞得非常红火，令姜瑞元十分。
    同时，姜瑞元接受杨永泰的建议，在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把《明夷待访录》、《曾国藩剿捻事迹》和《汗血月刊》等书刊杂志，下发给与会军事将领，责其认真写出笔记送阅，并随时派人考察，以从思想上体会“剿匪”的政治意义。
    在地方统治方面，姜瑞元接受了杨永泰提出的实行军人**的建议，明令“围剿”军队总司令可以任免其部队防地行政官吏，可以变更地方政治设施，可以改组**党党部或停止其活动。
    只要对“围剿”军事有利，各路军总司令都可以断然采取措施。杨永泰还建议，在“剿匪”区内，强化县长权力，由县长兼任县保安自卫队队长的执法官，拥有生杀权，并且不受县党部执监委员牵制。
    这是商鞅变法中的手段，强化保甲组织，严厉实行连坐制，对根据地民众实行所谓“软化、分化、感化”政策。
    更高妙的是杨永泰建议姜瑞元对苏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党利用军队、行政官员、各省党部以及基层党部、各地乡绅，组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系统，要与红门的赤军打一场“经济战”、“政治战”和“立体战”。
    姜瑞元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大力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新方针，同时采用陈诚提出的“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修筑碉堡、逐步推出”的战略战术方针，调集100万军队进攻赤区，给赤区造成极大困难。
    在这种全面压倒性的布局之下，赤军没有能够击破第五次“围剿”，被迫从江西赤区撤离，进行战略转移，使**军终于成功清除了来自通知区域内部的隐患，得以全面专注于备战抗日。
    杨永泰因谋划“灭赤”有功，当选为**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声势显赫一时。
    第三百三十八章 江西剿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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