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之王》第0163章会师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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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文件是武汉“剿总”的核心机密，只发给“剿总”长官及直属的各厅、处、组。
    潘武阳手中的这份，是他负责存档保管的。
    潘武阳知道这份文件的重要性，这份文件，有助于红军确切地掌握敌人的兵力和分布情况，只是文件太长，来不及抄写了。
    也就是这份机密文件，直接导致了潘武阳的暴露和牺牲。
    ……
    杨青林离开武汉这天，正是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的时候。
    在两河口一个叫抚边的村庄里，红军官兵搭起了一个会场。
    这个偏僻的小村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景。
    房屋上挂满了红旗，草地上搭起了讲台，讲台四周还用松枝镶嵌起一道绿色的边缘，这道绿色，令这个荒凉的小村庄顿时充满了生机。
    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们，从小村庄步行了三里多路，到达一条小路的路口，他们要在这里迎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
    几千名红军官兵，在他们的身后列队完毕。
    骤然间，天上下起了大雨，但所有的人都站在大雨中没有动。
    大家就这么等了许久。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来了！”
    放眼望去，泥泞的小路上，三十多匹高头大马，在大雨中飞奔而来，马背上是全副武装的红军战士。
    张国焘骑在一匹白色高头大马上，在卫兵们的簇拥下从雨雾中出现了。
    这是中国革命史上难以形容的重要时刻。
    红军官兵们用力地敲打着锣鼓，努力地喊着口号。
    在大雨中久候的毛伟人，扯了扯已经湿透了的灰色军衣，向着那匹白色的高头大马缓步地迎了上去。
    大雨中，张国焘的高头大马踏起的泥水，几乎溅了毛伟人一身。
    但是，当张国焘看见了毛伟人的时候，他立即飞身下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接着手牵着手朝着讲台走去。
    在红军官兵的欢呼之中，两个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讲台，讲台是从藏族群众那里借来的一张桌子。
    毛伟人发表了欢迎词，张国焘发表了答谢词。
    随后，二人说笑着一起往村子里走。
    并肩行走在路上，毛伟人说：“国焘，我们到达这一带已经四天了，专门等着你来，我们好商量两军会合后的军事方针。”
    “呵呵，老毛，我从茂县到这里，也是骑了三天的马，一路上多是经过藏族聚居区，山高林密，河流湍急啊。见你们的心情很迫切呀！”
    接下来，张国焘给毛伟人描述了，他来的路上，住过一晚的一所石建的教堂。
    张国焘说：“老毛，你是不知道，这座教堂里住着一位英国传教士，特别会享受，教堂除了拥有一个很大的养蜂场和一座精致的小磨房外，这个传教士竟然还运进来了整箱的苹果洋酒，供自己享用。”
    毛伟人同张国焘并肩走在一起的瞬间，让在场的红军官兵感触很深，那个温暖的时刻给予他们的希望与信心，使他们觉得之前所付出的所有牺牲都是值得的！
    接下来，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史称“两河口会议”。
    会上，周副主席首先发言，他根据一、四方面军都已经离开从前的根据地，现在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他阐述了选择新的根据地的必要条件和今后红军的行动原则。
    周副主席强调，新根据地的选择地域，要有利于红军的作战和生存，而目前红军所处的这个地域显然不符合这个原则，应该选择向北，向川、陕、甘方向发展。
    周副主席的发言，代表了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意见，主要是说给张国焘听的。
    两河口会议最后形成的决定是：
    “红军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兵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的军队，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会议结束后，张国焘回到了他在抚边北端的住处，他的秘书黄超拿来了一份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
    黄超小心翼翼地说：“张主席，规定这份报纸，只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看。”
    “哦？为什么？”张国焘感到很是奇怪，随口问了句。
    “你看看报纸就知道了。”黄超把报纸递给了张国焘。
    张国焘接过报纸看了看，马上明白了，为什么黄超说，只给红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了。
    报上刊登的文章，出自宣传部部长凯丰，标题是《列宁论联邦》，文章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张国焘提出的组建西北联邦政府。
    文章说，这样一个“联邦政府”在理论上是违背列宁主义的，在组织上是背离中华苏维埃政府的。
    凯丰的文章被登在《布尔什维克报》上，说明中央领导层意识到张国焘提出的“联邦政府”即使没有政治野心，名称也是令人疑窦丛生的。
    既然建立的是一个苏维埃政权，那么按照惯例，为什么不叫“川康苏维埃政府”，弄出个不明不白的“联邦政府”是什么目的呢？
    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张国焘的主张。
    凯丰的文章刊登后，张国焘便借机生事，找到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同志，一连提出了6个问题：
    “中央机关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用意是不是要展开关于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
    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
    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
    又为什么我已经到了此地20个小时，还不拿一份报纸给我看？
    难道在中央机关报上可以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吗？
    我已公开提到西北联邦政府这个问题，而其他同志并没有发表批评的意见，现在却在机关报上登载出来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