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之虎》第四百九十四章皇帝的迷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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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
    “免朝”了。崇祯皇帝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
    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
    “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
    “夙夜焦劳”了。然而，他的
    “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早在崇祯五年，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
    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
    “可喜”与
    “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
    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
    “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只是，国事的日渐颓唐与衰败，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崇祯无法回答自已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明朝渐渐走向灭亡的原因，也许只有从后世穿越回来的李啸，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