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文魁》一千三百八十九章妖书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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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儒也是道统，既是事功学派与理学争儒学正宗，也是变法与不变法之争。”
    李廷机闻言抚须笑道：“正是如此。务虚当在虚实之前，经义未定又如何定国策？”
    “恩师高论，”张汝霖发自内心的佩服然后道，“恩师，方主编心思深不可测，又兼时时能揣摩林相之意，相较之下孙讲官却是远远不如了。”
    李廷机淡淡地道：“林相的意思谁也看不透，你就不要乱琢磨了。”
    张汝霖见此当即不敢再言。
    师生二人说话之间，但闻听到外间来了一句‘林相到了’。
    但见此刻堂内堂外的官员都是涌去，师生二人自也是站起身来。
    此刻林延潮面带微笑，穿大红色蟒衣缓缓从走廊处踱出，而宰相家宰陈济川亦步亦趋地跟在身后。
    但见满堂官员无不望风而动，匆忙离座躬身相迎。
    方才官员们东一处西一处聊天，犹如一盘散沙，此刻因林延潮到来而济济一堂。
    什么管仲，方从哲都被张汝霖抛之脑后，唯有从心底感叹‘宰相威势如斯也’。
    林延潮行至堂中，对迎上来的户部尚书杨俊民，礼部尚书于慎行等官员们笑道：“老夫骤然而至，可打搅了诸公聊天之雅兴？”
    说完满堂官员尽是笑声，气氛融融。
    但见户部尚书杨俊民回首对于慎行笑道：“我等都恭候阁老大驾于此不过随意聊聊，再说阁老三十六岁入阁，堪称乌发宰相，称老夫似太早了些。”
    “正是。”众官员都是附和。
    林延潮抚须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此苏东坡之言，他三十余岁自称老夫，吾如此言似不为过吧。”
    众官员们又是一阵笑声。
    然后林延潮来至面南的太师椅坐下，足放脚踏之上，然后抬手虚按。
    满堂官员各归其位依次坐下，坐在前排的乃二三品部堂，再下来则是寺卿，至于门生们则绕堂而坐，连五品郎署官都只能坐在堂外。
    张汝霖依着林延潮门生的关系，故才坐在了堂内，朝前望去都是乌纱绯袍。
    高坐堂上，林延潮微微正色道：“老夫在山野时运甓习劳以励其志，今蒙天恩辞山登朝，方知人再如何勤勉，然光阴有止，方才于院中手书公文，怠慢之处还请见谅。”
    但见一旁于慎行等官员谨慎言道：“阁老日理万机，为天子服其劳，此为国家之幸。”
    林延潮道：“老夫方才在后堂听闻这里有人议论管子，本欲道与人不求备，但想来这些争议的话，还是不置喙为好。但此刻于朝政却不得不谈几句，圣人曾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古往今来能保衣冠，保社稷，功莫大焉。”
    “谈及社稷，这就犹如父母与子女一般，我等不能只提一个孝字，父母也需有个慈字，先有不慈何谈于孝。这天下与家事都一样，仓廪实而知礼节，若朝廷治下，老百姓平日连饭吃不饱，衣都不得穿，百姓又何谈报效朝廷呢？”
    张汝霖明白，林延潮出面支持方从哲了。
    次日。
    新民报连续三版刊载了管子学说的主张，顿时引来了官员们以及在京举子们的注目。会试在即，而新民报却刊载了管子学说，实在是令人浮想联翩。
    管仲的儒法之辩顿时引起了读书人之间的大争议。
    但管子之说不是起于一时。
    林延潮主张新政，主张变法众所周知。
    众人心底所认为的变法多是如王安石，张居正那般，以刚猛治理天下，荡尽一切，革除顽疾。如此学说经过林学的普及，近年来朝野为王安石发声的意见很多，他的学术早为不少官员所认同，不再似以前全天下一窝蜂的摸黑了。
    而今读书人哪个不知王，张二学都不好意和人打招呼，其流传程度就如同当年不知阳明心学一般。
    现在又多了管仲变法。
    于是管子成了除了研究王安石，张居正学说外的第三人。
    新民报也不是单纯的说教，而是以辩论的方式刊载。
    报上虚构了两名读书人，以争论的口吻对管仲辩儒进行辩论，这等方式令人耳目一新。
    至于新民报上如何刊载的？
    “相地而衰征，即按照田地的贫瘠不同来征收税赋。此法近似于虎头鼠尾册，而管子早在春秋时就已提出。”
    “官山海，让百姓经营矿山，官府从中抽税，对于矿山开采之利，官府与百姓三七分成，其旨在于官督民营，今日淮南盐法变为纲运法即是法此。”
    “至于税赋，管子提出二岁征税一次，丰年十取其三，中年十取其二，下年什取其一，而到了灾年则不征税。用管子的话而言，故万民无籍而利归於君也。”
    “此外管子变法，最重则为轻重之术，管仲设立轻重九府，讲究以货币调控民生经济。”
    “管子主张，黄金刀币，民之通货。意为货币在于流通，而不可简单视为财货。”
    “其轻重之术在于，国币之九在上，一在下，币重而万物轻。万物而应之以币。币在下，万物皆在上，万物重十倍。”
    新民报在这里怕百姓不懂故而注解，货币九成在朝廷，一成在民间流通，则是钱贵物贱。如果货币都在民间流通，则物贵而钱轻。
    “管子还数度不战而屈人之兵，如临近齐国的莱、莒产二国产茈，管仲让齐国以高价收茈，让两国百姓争相种茈，而放弃耕作。”
    “第二年齐国又禁止茈之市易，最后莱、莒之君不得不向齐国请服。”
    “用人上管仲则言‘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
    ”以品德，功绩，诚信三等用官，官员不仅讲品德诚信，也讲事功。故而古人言管子的治国之道为‘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
    “当然最切于民生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老百姓唯有吃饱肚子，身上有衣服穿，方谈礼节荣辱。”
    终于另一名士子言道：“你方才说的都有道理，但仓廪实而知礼节不可。难道普天之士吃不饱饭就不知礼节了吗？如此只要有人吃不饱饭就可以打着这一句话的名义起来违上了？如此纲常何在？君臣何在？社稷又何在？”
    “那位不食嗟来之食最后饿死的乞丐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此言固有几分道理，但不可以用来经纬国家。”
    另一名士子继续以应答方式对曰：“此言至圣先师难道不知吗？在论语中，至圣先师提及管子有四句话，除了一句批评管仲器小，奢侈，不知礼，其余三句都是称赞管子的。”
    另一人则道：“其实你我也看得明白，圣人对于管仲的评价就是私德有亏，但却有大功，可是论起来不如周公，不如三代圣王。”
    “我今日论此不是来争管子之地位，而是争管仲是否是我儒门先贤。你说私德有亏，不可为圣贤，但子夏曾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难道一定要归于三代才是儒家圣贤吗？管子之变法也是兼顾厚民与富国强兵。只要是厚民，以苍生为怀，就是达到了一个仁字。至圣先师不就说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咱们儒门可是以一个仁字贯穿始终的，由此可见管子乃我儒家一派。”
    文章写得很浅白，这也是新民报的风格，方从哲常常让经过六年义学学堂毕业的贩夫走卒读新民报上的文章。
    这就如同白居易拿诗念给老妪听一般。
    其中那句‘仓廪实而知礼节’可谓深得人心，比起士大夫们动则说教，这句话老百姓更能接受。变法的道理讲一万句，都不如比先让老百姓吃饱喝足来得实际。
    两名士子还在最后以如此争论收尾。
    “厚民爱民与富国强兵相左，一个儒家之说，一个法家之学，又如何能融会贯通呢？”
    另一人道：“厚民与富国非一左一右，而是同舟共济。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百姓不富，朝廷又如何能富，先富百姓，才能富国家。”
    新民报刊载的管子学说在百姓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一次不仅是读书人，连下层百姓也深受鼓舞。
    由下至上，水到渠成之势，也在酝酿之中。
    当然不少士大夫们质疑林延潮是否能说到做到，毕竟现在事功学派还未以实事见功。而原先厚民的番薯之策，反被王锡爵送给了他另一门生李三才。李三才也凭此功比原先早了三年出任淮督。
    对于事功持有反对意见的大部分还是老儒生，大部分读书人以及举子们都是务实的（不会与自己的功名过不去）。
    管子一书在京中大卖，不少读书人们顺应科举风向专研起管仲的经世致用之学来。
    这一年大比。
    事功学派此时气势如虹，林延潮此刻如日中天，作为他的门生一朝及第，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由此推动之下，管仲辩儒之事，日渐成为人心所向。
    林延潮也因科举事，而身负海内之望。不少人认为林延潮会趁势进行变法之事。
    万历二十六年二月，文渊阁值房中。
    张位因上疏天子请皇长子婚冠之事，而遭天子训斥。
    张位为何在此事上触怒天子？因为已是万历二十六年了，皇长子已经十八岁了。
    自明朝开国以来，从没有一国储君晚婚晚育至此。
    群臣逼迫下，张位也觉得难辞其咎，于是上疏天子请求为皇长子先行冠礼，次年再行婚礼。
    张位本以为凭去年朝鲜退倭之功，银币改革之事，能够打动天子看重，再大不了石沉大海（留中）。
    但不知为何天子这一次却下旨以另外一件小事训斥了张位，指责他不恭。
    张位于是上疏请辞。
    张位走了，内阁就是林延潮主事，天子当然不准。
    林延潮与沈一贯商议了一阵国事，很多地方二人看法不一致。
    林延潮自认为现在的政见已是保守的了，但没料到沈一贯却比他还要保守。
    如此就商量不下去了。
    阁吏给二人奉茶后，沈一贯忽道：“林阁老，沈某近来读宋史蔡京传有所得。蔡贼在位时遍行所谓的厚民教养之政，于州府县设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其制十分完备。”
    “然后又于崇宁年间大力兴学，不仅在全国遍设学校，还设算学，书学，画学，罢科举以学校取士，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