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永在》正文卷第三百六十四章：湖畔学堂的课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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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贻误了军情，最后，耻辱般的等来了靖康之难。
    批评的话也好、写在史书上也罢，终究赵桓做了亡国之君，到底也只是一个可怜的倒霉蛋，是彼时种种偶然与必然的交织，促使他成为了这段历史的罪人。
    那座只记载于史书上、留存与书画间的天宫般的汴梁城，就这么化作青烟散尽，再也没有了。”
    《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所展现出来的汴梁城，是一座可以媲美现代北京三里屯和台北西门町的繁华都会，不提科技力的差异，只说喧闹繁盛，那是明清两代拍马都赶不上的。
    民国的旧上海或许可以拿出来比一下。
    “拥有这么一座都市，北宋王朝的王公贵族、将校大臣们的骨头早就在温柔乡中被泡软了，没人想要真刀真枪的跟蛮夷打一场国破山河在的壮丽悲歌，如何活着，成为了当时从皇帝往下到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在考虑的问题。
    很不幸的事，就这么降临到了赵桓的脑袋上，为了自己不成为亡国之君，成为‘抵抗军的罪魁’，赵桓他老子也就是宋徽宗，兴高采烈、急不可耐的将皇位禅让给了赵桓，自己连夜逃出了边梁。
    而咱们这位赶鸭子上架的新皇帝，还来不及擦干自己脸上喜悦的泪水，就被按在了垂拱殿的龙椅上，戴上那顶通天冠，开启了他新生命的职业生涯。
    而后，这位新皇帝，在是战是和中摇摆不定，今天喝了二两酒，当着自己女人的面大呼要北伐，收回燕云十六州，酒醒之后就能抱着李纲的大腿，哭求向金人讲和。
    他的政治软弱性和神经性，促使其在短短一年内连续更换二十几名宰执，简直把国家当成了一块尿泥巴。”
    同是亡国之君，在这一点上，赵桓可比崇祯同志差得太多。
    这还是朱允炆第一次以讲故事的口吻来阐述一件历史上的事情，没有主观的受到靖康之耻的情绪影响，没有愤懑和怒其不争，口吻平淡，吐字真着。
    也引得一群孩子听得有滋有味，不时还会笑出几声。
    “而当蛮夷的大军抵进汴梁城下之后，最耻辱的一幕发生了。”
    说到这里，朱允炆的口气出现了一丝波动和低迷。
    “史书中记载的靖康之耻，非耻于亡国，真正耻辱的，便是亡国前赵桓，亦或者整个北宋王朝王公大臣们的所作所为。
    堂堂一个皇帝，离开自己的首都和军队，怀揣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进入蛮夷大营，卑躬屈膝，行跪拜大礼与蛮夷元帅，乞求投降。
    一应丧权辱国之条约，签起来更是丝毫没有迟疑怠慢，在金人的大营住了一个月，睡草炕、马厩，勾践的生活他是体验了，但勾践的雄心壮志他是一丁点没学会。
    回到汴梁城，不去想怎么找回自己失去的尊严，反倒上下攒跳，力争早日筹措到条约上的金银、女人，光自己的妃嫔就被赵桓亲手送出去十几名，还有他的姐妹、姑母，只要稍微有点姿色的，一车车往金人的军营里送。
    估计也是金人嫌弃这种速度太慢，千八百个女人哪里能满足十几万的军队需求，得了，干脆继续打吧。
    事实证明，躲在女人裙子底下的男人，永远等不到和平。”
    赵桓的故事并不长，讲到亡国也就算结束，朱允炆好奇的问了一句。
    “为什么要听他的故事？”
    “因为儿臣想知道，到底是基于一个什么原因，如此富庶、带甲百万的宋王朝，会以这般屈辱的方式断送自己的江山。”
    朱文奎郑重其事的说道：“结果只不过是几行空洞的文字，也只是一种直观的表象，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北宋的亡国，故此，儿臣想听这段故事，然后思考一下这个中的缘由。
    到底真如这故事中的那般，是因为赵桓的软弱亦或者优柔寡断，还是北宋确实已经到了必然亡国的地步，无力回天。”
    朱允炆双眼露出了赞许的目光。
    “好，朕的故事讲完了，那么今天留一堂课业，就是你们大家基于朕这个故事，结合青史上北宋的多方面记载，写出自己对于北宋亡国的理解，三日后，朕派人来收。”
    这还是朱允炆第一次在湖畔学堂留课业。
    因为他发现，不知不觉之间，这些孩子已经开始思考一些远超他们这个岁数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