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书，太祖皇帝本纪》正文卷第三百二十五章：历法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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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寇凖商榷完大楚的相应礼法之后，话题转到了历法上。
    而事关历法的第一件事，就是年号。
    之前大楚用的正统年号是骆永胜当楚王时使用的，现在做了皇帝，那就应该更换。
    为什么要更换？
    因为中国一直以来的历法规矩，都是皇帝纪年法。
    从秦始皇开始到最后一个溥仪，用的都是皇帝纪年法。
    这种纪年法的方式体现的目的，是可以让天下人直观的知道，这个皇帝在位了多少年。
    频繁更换年号的皇帝就比较讨厌了。
    现在骆永胜做了皇帝，就必须有皇帝的年号，再用正统就不‘正统’了。
    “不设年号行不行？”
    骆永胜本只是随口问上一句，就见寇凖很是平静的点头。
    “行？”
    “当然行。”
    寇凖给了肯定的答复：“在有年号之前，国家在历法上的统计以君主在位的年数来定，有了年号，其本质也只不过是为了从侧面来践证皇帝在位的时间罢了。
    这里面，王莽篡汉之后，就没有用年号，他选的是以其王朝诞生之年为始建国元年，这就是想要以国家存在的时间来定历法。
    所以，陛下如果想不设另外的年号也是可行的，历法上咱们可以循祖，比如黄帝历？”
    最后提及黄帝历，寇凖以为骆永胜是打算崇奉始祖才决定不设年号的，没想到后者还是摇头。
    “始祖离咱们的时间实在是太过于遥远，如果沿用黄帝历，那么从元年至今就有将近四千年，历史过程中有很多的空白期，这都需要一一填充，不然缺少了一份正统性。
    所以朕有两个打算，一个呢是以朕出生之年为元年，朕今年三十四岁，那就是三十四年，还有一种呢则是以朕登基之日、大楚开朝之年为元年，阁老选一个吧。”
    寇凖陷入了思忖之中。
    骆永胜给出的两种想法，第二种是有先例的，而出名的先例不是王莽的始建国，而是秦始皇。
    严格来说，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并没有皇帝年号，他只是将秦王政二十六年改为了始皇二十六年，也有一说为始皇帝元年。
    因为秦始皇本身的想法就是大秦自始皇及下传迭，二世、三世直至万世不易。
    现在是正统九年，改成大楚元年当然可行，因为今年确实是骆永胜当皇帝的第一年。
    不过寇凖又在考虑骆永胜提及的第一个建议。
    那就是以骆永胜出生那一年来做年历，可不可行？
    这么做就是更深度的放大骆永胜对大楚这个国家的个人影响力，方便中央集权，而且作为大楚的开国皇帝，骆永胜这个老祖宗以生诞年定国家历法，后代的子孙就不敢变。
    这样日后也可以省却改元之后还要重新更正年历的麻烦。
    史载也可以比较清晰。
    当然，这些所谓的好处说到底就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说出来糊弄人的。
    最大的原因，还在于那第一点。
    放大骆永胜对整个国家的个人影响力。
    俗称。
    造神！
    “若是以陛下生诞之年做国家历法，那么就不能叫大楚三十四年。”
    寇凖挑出了一个小小的不算毛病的毛病：“因为大楚自陛下南昌举义至今也不过才九年，以大楚冠名有些牵强。
    陛下是始祖后裔、圣人临凡，不如，就叫圣皇历三十四年？”
    圣皇历？
    骆永胜不由自主打了个冷战哆嗦。
    这好肉麻啊。
    而且为什么听起来，会有一种浓浓的玄幻风呢。
    “圣皇两个字朕实在是怕后世笑话，叫中元历吧，简称中元，朕诞生之年为中元元年。
    有朕之前，为中元前，有朕之后为中元后。
    将中元前3731年，始祖诞生之年，定为华夏文明起源年。
    中元前2089年，周公定礼。
    中元前1235年，始皇扫六合。
    中元前1148年，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大致上就是这意思。”
    寇凖的脸色变了。
    他突然才发现，在谈历法这件事，看来骆永胜早有准备了。
    听听刚才骆永胜明确的四个时间线吧。
    在这个新的中元历历法中，骆永胜只提了四个例子，除了后两个都有迹可寻之外，前两个的时间线其实极其模糊的。
    为什么，因为太过于遥远。
    黄帝到底是哪一年诞生的？
    周公旦定礼的第一稿，又是哪一年诞生的？
    有史书文献可以证明吗？
    有，也没有！
    说有，其真实性也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是不是听起来有些乱。
    为什么咱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反而搞不明白了。
    提及历法，那是必然要和历史捆绑在一起的，因为没有历史的文明就没有资格叫做文明。
    中国既然是文明古国，溯源历史是后人必然也必须要去做的事，若是不去溯源又怎么有资格标榜自己是文明古国呢。
    我们都知道夏商周三个古王朝，可是夏商的历史从哪去追溯。
    我们也都知道禹传启家天下的故事，那历史上真的有大禹吗。
    中国的历史上真的有三皇五帝吗。
    真的有轩辕黄帝、炎帝、蚩尤吗。
    从史记的记载来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李斯说了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功盖三皇、德超五帝，则各取一字，大王可称皇帝。’
    是因为这句话，才有了皇帝这个称号。
    这就说明，在古代，起码在秦朝的时候，那一辈的古人是知道有三皇五帝存在的。
    既然知道有三皇五帝的存在，继而可以推定，古人一样知道在三皇五帝之后确实存在过夏商两个朝代，也确实存在周公定礼这件事。
    这些事当然不能是信口胡诌，得是有历史考证、文献记载的。
    什么书？
    《竹书纪年》或者叫《汲冢纪年》。
    这份史献就清晰的记载了从黄帝诞生到三皇五帝再到夏商周时期。
    有《汲冢纪年》的存在，我们可以以此来推定起码在秦朝的时候，一定也有其他的史料文献来佐证过三皇五帝的存在和夏商王朝的存在。
    只是后来失传了。
    失传的原因会有很多因素影响，结果确实是失传了。
    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这份《汲冢纪年》或者更改过的《竹书纪年》。
    但是自《汲冢纪年》出土开始，历朝历代从来没有承认过《汲冢纪年》的正统性。
    在缺少其他远古史料文献的情况下，又否认《汲冢纪年》的正统性，那不就相当于自行驳斥上古时期的历史存在真实性。
    当时的晋朝为什么不承认《汲冢纪年》的正统性，后代王朝为什么也一样不承认。
    因为《汲冢纪年》是春秋时期的编年体通史，那个时间，儒家还没有做华夏文明的老大呢。
    百家争鸣，文人吵架，难免会互相抨击诋毁。
    因此《汲冢纪年》中，可没为儒家或者儒学思想说好话，甚至难听点说吧。
    就差直接骂儒家不是个东西了！
    你看，尴尬不。
    晋朝是士儒门阀的天下，这本书能有‘正统性’就奇怪了。
    儒家的上古历史是怎么写的。
    尧禅让于舜、舜禅让于禹。
    天下有能者居王。
    讲究的是一个礼让。
    舜能够取代尧，是因为他有能力。
    可《汲冢纪年》中的记载，却是舜杀了尧夺位，禹杀了舜夺位。
    “舜囚尧于平阳，取其帝位！”
    这句记载的杀伤力实在是太过巨大，直接抨击儒家的历史是伪史。
    儒家学说，就是把人变得虚伪，美化了丑恶。
    似这般做法，简直就是美化掌权者，为了拍马逢迎君主，而不惜篡改历史事实。
    这就是儒家人能做出来的事。
    当然这种事后来都司空见惯了。
    伯颜一手炮制出的十几起大屠杀，包括甲申国难后那骇人听闻的几十起屠杀，不都给掩盖了吗。
    谁说存在，就给谁扣一顶虚化历史的大帽子！
    杀！
    因此，如果我们承认《汲冢纪年》，那就要否认儒家。
    如果我们承认儒家，那就要否认《汲冢纪年》，就要否认我们国家确实有黄帝、夏商。
    进退两难。
    既不想否认自己是文明古国，又不想承认儒家存在阿谀奉承权力的卑劣性，那该怎么办？
    简单。
    编！
    历史本就是人写的，朝廷认什么史，什么史就是正史。
    你反对？
    那就别怪朝廷不客气了。
    我们的上古时期有黄帝、有三皇五帝、当然有夏商周。
    而且，上古时期君王权力之间的传承是禅让，不是互相残杀。
    其实现在想想，咱们又不傻，权力的更替哪有不流血的。
    王莽开启了禅让的首例，但在禅让之前，他可是把反对他的人屠戮了精光。
    所谓的禅让，不过是给狰狞恐怖的鲜血披上一层鲜丽的外衣罢了。
    篡改历史就是篡改历史。
    你不承认不要紧，后人的眼不瞎！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寇凖变颜的原因。
    骆永胜明确了黄帝的诞年和周公定礼之年，这就意味着骆永胜一定看过《汲冢纪年》或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其他古史失传的孤本。
    明确了这两点，其实就是撕掉那最后一块遮羞布。
    “朕说什么史是正史，什么史就是正史，阁老，你说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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