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书，太祖皇帝本纪》正文卷第二百一十九章：大楚内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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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是国家的根本，政权政治则是政治这一大分类的根本。
    而有政权就自然会有官员，所以，官员是政权的根本。
    君王或者领袖并不是政权的根本，官员才是，因为只有官员才是站在最前线和普通民众打交道的生力军，不过在中国传统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君王则是政权的根本，官员只是君王的家奴。
    这倒也没错，因为官员随时可以更换，而君王不行。
    而随着终身制和带有浓厚父传子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落幕后，君王不在存续，继而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最高级的官’，那么政权政治就变得良善了。
    官员拆分开，就是官职和公员。
    中国，是一个拥有极高官本位特性的国家，故而在中国历代封建时期做官，都是全天下人的梦想。
    这里用了全天下人绝不是夸张，包括和尚、道士等方外之人，我们翻开史书，一样会看到这群人为了做大官而不惜折节取悦君王乃至从逆造反的例子。
    如果有不为所动者，只能说明朝廷给的待遇还不够。
    官员是政权的基础，也是君王权力的延伸，这一群体的存在帮助君王稳固统治、治理天下地方、教化百姓，所以有了苏绰那句话。
    “具官为天下之本。”
    如何选官、用官、治官是历代王朝、君主最需要学习和掌握的一项‘技能’，凡这项技能大成者可称为千古一帝，中庸者亦可称为守成之主、下成者便只能落一个昏君、无能之君的名号了。
    骆永胜定下了大楚朝廷及下地方各省的公员编制，这属于选官的基础，而考《楚典》入仕途，便是选官之道。
    因此，选出来的官好不好，不在于骆永胜，而在于《楚典》。
    这不是一个游戏，这些人走马观灯般从骆永胜面前一过，什么政治、谋略、武力、统率的四维图就进入到骆永胜眼中，可以直观的看到一个人是不是大才、一个人才擅长哪些方面。
    话又说回来，即使骆永胜具备这个能力，一个江西就有大小五千多名公员的编制，他看得过来吗。
    全天下又何其多、官员的迭代更新以及新老交替速度何其快，他看得过来吗。
    所以选官靠的不是君主有一双多么毒辣的眸子，靠的是选官之道是否良性有序。
    汉朝的举孝廉制度便是一种选官之道。
    一个人孝顺，那么他的品德、人性就应该不会太次，做了官应该就会是个好官。
    这是汉代君王的想法。
    于是有了二十四孝的故事，后人来看，便可以直观的看到其中有很多愚孝的行为，传承衍变下来，甚至发生了许多悖逆人伦道德的行为。
    更何况，谁又知道行这些孝悌之事的人不是在作秀呢。
    姑且在这一点上咱们论迹不论心。
    那么，他们通过孝顺而入仕，也只能说明这群人是一个孝顺的人，不代表他们就是一个好官。
    这是两码事。
    魏武帝曹操也是举孝廉入仕，他在为汉臣期间见过太多同为孝廉出身的同僚禽兽为官，故而基业草创期间，颁行了招贤榜，荀彧荀家这个颍川士族代表，为曹老板举荐了大量的极其优秀的人才。
    举贤不限文武，因而曹老板创业前期，麾下聚纳了大量的谋臣武将。
    举荐制度便因此取代举孝廉制度成为了新的选官之道。
    九品中正制的诞生加剧了举荐制度的恶化和腐朽，致使大量本没有才能且昏聩的废人甚至是坏人通过这条选官之道入仕为官。
    选官是官员的基础、官员是政权的基础、政权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国家的基础。
    从选官阶段开始就**，那么最终结出的恶果就是司马晋的腐朽与毁灭。
    在南北朝这一混乱时期，各国各朝代为求强盛及统一天下，自然更加重视官员的能力，并且发现了举荐制度的弊端。
    思想种子开花结果，杨隋有个皇帝坐不住了，他贸然的向已经固化的门阀阶级发出了挑战。
    科举制度随着隋王朝的崩溃而诞生，成就了在华夏文明史中堪称留有最浓重色彩的唐王朝甚至是唐帝国。
    自唐及后一千多年，历朝历代的政权政治基本都是在唐王朝的基本盘中打圈转，有微调无大改，这就是最直观的表现。
    所以说科举制度好不好，当然好、非常好。
    科举出现并成为国家新的选官之道，成为了天下有能力者、寒门士子跻身仕途之道，中国的官场从此进入优胜劣汰、存良去芜的森林环境，保存下大量有能力的为官者。
    国家自然发展的越来越快。
    后世的公务员考试，本质上也还是科举。
    那就是想当官，就得靠自己的能力好好学习、汲取知识、努力考录，这一点是国家的重中之重，绝不能出现人为**和侵蚀。
    当然话说回来，有人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没有**呢，但**是人为造成的，和制度本身无关，就好比举荐制度，举荐制度坏吗也不见得。
    如果每一个举荐人都能做到周礼说的那种举贤与能，那真就天下大同了。
    人有人性、因而偏颇自私很合理。
    只能说举荐制度给了权力者更多操作空间和供**滋生的土壤，所以他没有科举制度更合理、更适合中国这个国家。
    既然人会**做坏事，那就把惩处机制跟到位也就好了。
    故而自有科举之后，历朝历代对科举舞弊案的惩处是极其严峻甚至是残酷的。
    轻则流放杀头、重辄瓜蔓抄家、凌迟千刀。
    明朝南北榜案，洪武三十年的状元陈安便是被怀疑舞弊车裂而死，一众当年的科举主官刘三吾、张信等大臣一同坐罪而死。
    为了保障科举这个制度的良性以及存续，唐、宋、元、明包括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但这些朝代又为什么会亡呢。
    既然科举制度那么好，国家怎么还会灭亡。
    这就涉及到了科举制度的基础。
    科举的本质是考试，那么既然是考试就要有考题，有考题就需要有出处。
    出处选哪些书、什么内容就成了影响科举选拔官员能力的核心。
    唐代设明经科、进士科，考得内容涉及五十多本古典名著，含括了《周礼》、《春秋》、《公羊传》、《周易》等所有知识学科。
    宋代考《诗》、《礼》；元代考《程朱理学》；明清考八股文。
    这就是科举制度的核心考录内容。
    那么这些朝代最终走向灭亡的原因就找出来了。
    既然核心的制度是没有问题的，原因有且只能出在这些考题上。
    《周礼》传世缔造周王朝八百年江山，为什么到了后世的朝代来学习，并补充了如此多佐助的学科，朝代的寿命却反而变短了呢。
    涉及中国王朝的发展与毁灭，有大量的观点和讨论，包括政治内卷论及三百年死局。
    还有的相关论证是从经济角度出发。
    这些论证都有理有据，说的非常好。
    把这些论证综合起来，又回到了原点，那就是政权政治的崩塌继而引发一系列直至整个国家的毁灭。
    换而言之说的直白易于理解点，那就咱们大胆来做个假设。
    如果当时这些的官员也懂得什么叫政治内卷、经济内卷，懂得什么叫政权政治、经济政治、国家和民族政治，有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推动朝代和时代进步发展的能力，朝廷有推动国家发展的合格机制，那么这个国家还会灭亡吗？
    会不会万世不易、永恒存续。
    这是个假设，可以慢慢讨论这里不急。
    说回正题，还是科举制度为什么选不出具备这种能力的官员，继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弊政，导致国家积重难返走向灭亡。
    那么答案就呼之欲出了，科举考的内容，不足以让古人具有后现代人的眼界，他们跳不出本身存在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做不到盘外看棋。
    老祖宗留下的都是华夏民族的瑰宝，是华夏文明得以存续传承五千年的大功臣，即使到后世，我们为谋求发展进步做出的规划中，依然存在《周礼》的影子，这是事实。
    同样我们也要正视一点，那就是时代确确实实是在发展的，人不能妄图去改变时代，更不能去开历史的倒车，而应该去顺应时代的发展，努力学习和强化自己来跟上时代的脚步、历史的车轮，这才是正确的行为。
    唐宋元明清的科举都在考几千年前的古书，问题是不是就出现了。
    通过科举出来的官，其本身的思想和为官后的行为，自然会受到这些古书典籍的影响，那么他们就很难接受新鲜的事务，很难正确及时的发现时代在不经意中的改变。
    无法发现问题就不存在处理问题的机制，问题越存越多，国家积重难返何以不亡。
    官员出了问题、政权就出了问题，继而政治出现大问题。
    最后改朝换代，留下一句三百年之死局。
    大楚已经建立起来了，意味着在华夏文明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叫大楚的国家或者说朝代。
    同样，大楚就不可避免的要面临这个棘手的问题。
    国家的根本在政治、政治的根本在政权、政权的根本在官员、官员的根本在选官、选官的根本在科举现在被骆永胜改名叫国考，那国考的根本就在于考什么！
    《楚典》未必是一本多么优秀的书，起码就骆永胜自己来看，带着魏禀坤乃至一众江西的士子来看，其有很多比不上先贤精神的地方，但楚典更现实，更贴合眼下的大楚。
    “我大楚需要如何快速的发展和富强起来，那么《楚典》的内容就必须要贴切国家的需求，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国家需要的官员，而有了国家需要的官员，咱们的国家才能变得更强大，继而更快的实现国家定下来的目标。
    等到将来定下新目标、有了新需要，《楚典》就要改动，然后再考录新的官员，所以《楚典》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有这样，咱们大楚才能越来越强大、永远的昌盛下去。”
    骆永胜喝下一口茶水润润嗓子，也是难为他了，他前世虽然跟很多的官员打交道，但其本身不见得就对政治有多么高深的理解力及掌握力，好在自打来到这个时空明确下造反的计划后，那么多年一刻没敢忘记学习和思考，这才总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