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百语②》正文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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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人说：我必定很会化缘，所以才能创建这么多的佛教事业。我觉得：与其说我会化缘，不如说我会“化心”。佛世时，比丘托钵化缘，上乞诸佛之理以资法身慧命，下乞众生之食以资色身肉体，所以又称乞士。乞士化缘，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年少时出家，每当春节即将来临时，我代表常住挨家挨户地“化冬”，为方圆几百里的居民发送灶符，为春节祝愿祈福。当檀那们（施主）高兴地将米粮放在我的担子里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化缘，不一定化钱，能够感动对方的心意，化得一个欢喜的善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我常和弟子们说：“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
    二十世纪五○年代，我初到宜兰弘法时，经常省下饭钱，购买佛教的手珠、项链、杂志、书刊，和前来学佛的青年结缘，并且义务为他们补习中文，修改文章。日后，这些人都成为佛教最忠实的护法，有些人甚至随我出家，像慈庄、慈惠、慈容、慈嘉等，未出家的就做师姑，像吴宝琴、杨慈满、萧碧霞，他们四十年来，不惜身命，弘法利生，如今在教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人才。经云：“未成佛道，先结人缘。”然而有心，才会有缘，以一颗真挚的心意化导群伦，与别人结下长久的佛缘，才是化缘的真谛。
    所谓“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四十多年来，我不但经常将别人送我的物品，喜舍转赠给别人，也鼓励佛光山的职事们开发佛教小纪念品，送给来山的信徒，冀望能为大家带来平安缘、吉祥缘。
    多年前，林希松居士与我在电梯口偶然相遇，他问我是不是星云大师，并且表示想购买一本《台湾寺庙庵堂总录》。这本书早已绝版，我将自己仅有的一本送给他。没想到两个月后，当他知道我将在孙中山纪念馆主持弘法讲座时，特地花了十五万元台币，印了一万五千本拙作讲演集和现场的听众结缘。
    有一天，他听说还在兴建中的普门寺急需付一笔贷款，立刻慷慨地借出三百万元，同时言明除非他穷途潦倒，否则不会要回这笔钱。由于这笔钱的周转，使普门寺得以在台北顺利弘法，对于北部佛教的开展影响深远。后来他举家迁至美国，目前夫妇两人经常在西来寺当义工。当初那些怪我将绝版书送人的徒众，最后终于明白我为什么经常告诉他们“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的道理了。
    数年前，我应林金松与吴锦美伉俪的请求，为他们新建的大楼取名“海天”，事后还为他们张罗，主持破土典礼。二十层的七栋大楼完工后，为了致谢，他们送给我其中的两层楼，我以之为弘法利生的布教所。吴居士有感于我的弘法热忱，去年国际佛光会在澳洲召开第四届世界会员大会时，她特地在台湾购买了一千本《传灯》，亲自拿到当地与众人结缘。类似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不胜枚举，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只看到别人布施财物给我的“果”，却不知道我先种下为别人服务的“因”。
    黄英吉先生初接花莲四维高中校长职务时，曾慕名前来佛光山普门中学观摩。在此之前，他听别人说佛光山是一个商业化的地方，但是他来此挂单数日，却不曾见人向他化缘要钱。有一天，在普门中学校门口，我们偶然相遇，他问我办学之道，我坦然叙说自己的理念及建设人间净土的构想，他闻言十分感动。从此，他不但以“人间佛教”的精神齐家治校，甚至以我的爱徒身份自居，全家妻子儿女，无论是医生或是律师，都皈依佛教。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化得思想的共鸣，化得心意的交流，比什么都来得更重要。
    巨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迪化先生来佛光山参观时，不但没有花费分文，反而见到佛光山为社会大众所付出的努力，让他装满信仰的财宝而归。自此以后，他每个月汇寄十万元台币来山，为大雄宝殿添油香。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成立时，他深知创业维艰，从此每年都致赠十万美元，作为发展佛光会的基金。所以，缘不是凭空就能化来，必须要以自身的努力与诚心，来感动别人和我们结缘。
    周邦本先生邀我去为“台湾大佛山”的佛像开光时，许多徒众深恐我被人利用作为商业的噱头，纷纷劝我不要去。我当时想：即使如此，能为他们种下得度因缘也是件好事，所以还是在百忙之中前往赴会。开光以后，我婉拒红包，和他们说道：“我是为帮忙而来，不是为红包而来。”后来，他也捐了二十万美元作为国际佛光会的发展基金。回想国际佛光会刚在美国成立世界总会时，一切草创，真是千头万绪，百般困难，幸赖胡、周二人的协力相助，我们得以在欧美各国展开会务，如今菩提种子遍撒全球各地，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我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做人处事，即使在病痛中，也总是想着如何利益大众。去年（一九九五年）五月，心脏手术完毕静养期间，我将疗病经过与心得记述下来，订名为“荣总开心记”，寄给“讲义堂”。八月，我带着弱躯飞至美国主持北美洲徒众讲习会，社长林献章先生亲自来电，兴奋地告诉我，这篇文章得到热烈的回响，该月份的《讲义》在短期间内被抢购一空。由于我婉辞稿费，承蒙林社长好意，以刊登两个广告与我结缘，如今，我又继续为他提供百篇的“人情味故事”，以答谢大家的爱护。弟子们经常劝我多休息，有时我不免嫌烦，所以有一次，向他们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心是一点，我就是要这样和大家结缘！”
    结缘，本来只是为了利他，却往往兼收自利的效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次举办“佛光缘书画义卖会”，为佛光大学筹措建校基金。当各地艺术家云集台北道场鉴赏书画时，都不约而同地咋舌惊问：“大师！这么宝贵的名家真迹，您是如何‘化’来的？”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在平常肯拿出一点真心和别人结缘罢了！”
    一九九一年，我坐着轮椅，带着尚未痊愈的腿伤，从台北回到佛光山，特地到戈本捷居士灵前拈香，戈夫人感激涕零，叩跪答谢，并且说，她是满清皇族，除了皇帝以外，从来没有拜过别人。后来她听说佛光大学要募款，将家中珍藏的名家作品悉数捐出，使义卖会增色不少。一九九二年，住在香港，与我素昧平生的高岭梅先生卧病医院，请家人转告，希望我能为他主持皈依。当时我的行程已经排满，短期间内无法赴港，想到山海远隔，何忍让一个老者拖着病体来台，于是用电话方便皈依。事后他送了我一幅张大千先生的“观世音菩萨”画像以为致谢。直到举办义卖会时，我才知道高岭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张大千先生国画的知名之士，而那幅《观世音》和《荷花》居然为佛光大学筹得一亿六千万新台币，对于巨额的工程款项，不无小补。
    在义卖会场，望着张大千的名画，我突然心有所感：法华会上，无尽意菩萨为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的精神深深感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佛世时，须达多长者聆听佛陀法音以后，心生欢喜，故发心以黄金铺地，兴建只园精舍供养三宝，这些经典里记载的事实无非证明了“化缘要化心”。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的无上智慧，我们固然无法望其项背，但是我们可以见贤思齐，努力效法，用无尽的悲心愿力和大家广结善缘。
    多年前，潘孝锐居士听了我的说法以后，心生感动，不但对于佛教的文教事业多方支持，并且将自己的图章放在银行，嘱咐办事人员，只要我去借钱，无条件支付。维力企业的张登旺董事长也由于我为他讲说《心经》，心开意解，所以捐了一千万元维力清香油给佛光大学义卖。而自谦“小人物”的余福隆先生，因为和工厂员工与我一齐“素斋谈禅”的因缘，而发心捐献台北道场十二楼的地板石材。想当初，我临时提议，决定拜访他的工厂时，车上的徒众还恐怕耽搁时间，延误行程呢！
    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拒载佛教出家人，因为他们认为出家人光头，会让他们出门赚不到钱，甚至赌马打牌都会输得光光的。为了改变他们的成见，每逢搭出租车时，我总是在车资以外，附上丰厚的小费，给他们欢喜，让他们发财。有一回，我在红磡体育馆讲经时说道：“出家人是财神爷，能带给众生物质与精神、世出世间的财富。”话语甫毕，台下一片掌声雷动。现在我到香港坐出租车，司机反而不收我的钱了。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有时为了利乐众生，我们甚至还要喜舍财物。
    五年前，我将信徒送给我静修用的蒙地精舍，提供给李自健先生作画，乃至为他安排画展。五年后，他捐赠新台币五十万元给我作为弘法基金。三十年前，阮囊羞涩的我，将身上仅有的五十元，拿给黄丽明作为学道资粮，三十年后，她以十万倍的钱财供养我作为道场的建设费用。她的同修曾梁源先生是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本来没有什么深厚的信仰，后来有感于我不但不向他化缘，反而连续三次都要他少捐一点，让他觉得感动万分，因而对佛教更加护持。一九九四年，他为台北道场的成立而热心奔忙，后来见来往的信徒络绎不绝，道场的法务繁忙不已，索性搬来与道场毗邻而居，以台北道场的服务员自居，发心从事安全维护工作。
    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最重要的是以化心来结缘。只可惜末法时代，许多人误解滥用，使得这个在佛教流传千百年来的美好制度频生弊端，但看一些出家人经常向信徒劝募，乃至沿街乞讨，姑且不论其身份真伪如何，但是他们的行仪可曾对人心有所启迪？得来的钱财是否真能达到净化社会的目的？“化缘化心”，广结善缘，将人心导入正道，才是出家人最重要的目标。
    （一九九六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