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之并州匪政》烽烟四起第三十三章树立华夏数千年之道德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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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朝初建，万象更新，说起来寥寥四个字，但要做的事情却是方方面面。
    除了两京十二州统计田籍、户籍之外，六部九卿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令。
    比如礼部。在张瑞还是督关中军事的军阀时，礼部的作用就是主持一下祭祀，推行一些典制。
    可是当孟朝建立，礼部升为主管全国的部门之后。礼部的责任骤然大幅扩增。
    从建康元年开始，礼部就着手制定《孟官仪》。
    孔子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秦末刘邦取得天下建立汉朝之后，一群草莽英雄不知礼仪规矩，在皇帝刘邦面前殊为无礼。《史记·叔孙通传》记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刘邦）患之。”
    于是使叔孙通博通古礼，为汉朝制定朝仪，诸侯群臣朝贺皇帝刘邦时，均须按照礼仪行事，否则必遭惩处。
    孟朝群臣虽然不是草莽出身，但气质是出了名的剽悍、刚烈。
    此前无数豪族领袖都对此十分鄙夷，散官的畅销，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那些豪族族长从心底里瞧不起崛起于孟县的这个政权和这个政权中的文武，各族长纷纷买个高位散官，免得还要向孟县官员行礼。
    如今孟朝以绝对武力扫平了天下，武功赫赫，接下来自然就要开始着手文治礼仪，养威仪正气。
    《孟官仪》内容大体包括：孟官源流、职掌、爵秩、官佚；郊祀、封禅、上陵、籍田礼仪以及舆服、玺绶、刑制、军事等。
    虽然看起来有些细微、琐碎，不足为道。但这却有着极深的影响，这是举国政治体制的确立。
    在《孟官仪》的详细确认下，孟朝正式确定，废除天下各州残留的察举制遗风。
    即便扬州、幽州、辽东、交州这种偏远新附地区，也再不允许官员继续举荐官员。
    科举成为孟朝官员、胥吏唯一的出仕方式。科举过线，成绩合格便能担任胥吏。成绩名列前茅者可以为官。
    同时孟朝继承汉朝旧制，胥吏政绩优秀者可以升为官员，甚至升为公卿、宰辅。
    历史上汉末是公卿多出胥吏的最后节点。
    汉末之后，九品中正制下，出身决定一切。胥吏从此与官员天地殊途。
    张瑞设计的科举制从最初开始就很接地气，在太原的首次科考，取士两百多人，很多都去充任了胥吏。毕竟在那个时间，胥吏与官员还没有明显的高贵之分。
    在孟朝建立后，《孟官仪》立即以正式典制确立了这一点，从汉朝那里无缝衔接了公卿多出胥吏这一优良传统。
    贪官污吏，这个词其实非常考究。贪官在前，污吏在后。就是因为诸夏百姓在前半段历史更恨贪官，而后半段历史更恨污吏。
    胥吏在后世被堵死了升迁之路，仕途失去希望，就只能将精力用在贪赃枉法，祸害百姓上。
    这也是为什么，后世历朝历代的改革，总是溃败于基层吏治混乱。甚至流传出了“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感慨。
    这一点，后世天朝的公职人员体系就非常值得借鉴。
    理论上，一名最基层的科员，能够一路升到权力顶端。执政的高官，也必然有基层的工作经验。
    所以，孟朝官员、胥吏之间，用明文定下了一条铁律，两者能够畅通升迁。给胥吏一个安心、尽责工作的动力。免得整个阶层，数十万计的胥吏整体堕落。
    这条铁律有利有弊，弊端是可能会有暗箱操作。一些纨绔子弟，无法在科举中崭露头角，便去胥吏阶层中，曲线救国。靠长辈提携，最终位居高位。
    张瑞与内阁、礼部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将这条铁律定死。就是因为，相比于整个阶层，数十万与百姓最直接接触的基层胥吏，全体腐化堕落。
    那寥寥少数的暗箱操作，危害还是更轻微一些。有监察御史、巡查使司、锦衣卫、登闻鼓等各种监察手段，官员徇私舞弊等事宜还是要相对收敛一些。
    风宪各司官员的共识是，监察数量较少的官员，远比监察天下全体胥吏更简单、有效。
    除了《孟官仪》，礼部在忙的另一项事情则是统一思想。
    这也是为了给废黜独尊儒术这一政策的收尾。
    在当下这个时代，交通不便，沟通不畅，三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
    该怎样统一百姓的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让百姓无比认同孟朝子民这一身份，是一个非常迫切、紧要的事情。
    这一点可以参考罗马，罗马可没什么儒家统一思想，但千年后也有人一直在争罗马正统。一个重要原因是罗马文明先进、富庶繁华，武功赫赫，带给了子民无与伦比的荣耀感与民族认同感。
    就像大唐，所有唐朝百姓都感觉生在大唐是一种荣耀。而大宋百姓则免不了屈辱含恨。
    如何缔造赫赫武功，有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在将来慢慢推进。这不是孟朝立国一年就能完成的，毕竟就算大胜的消息传到四海八荒，都还需要不止一年的时间呢。
    礼部的事情是确定思想统一，孟朝国策究竟是什么？这将影响后世三千年诸夏百姓的道德导向，树立诸夏百姓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质。
    所以诸夏百姓与其他民族的显著区别是什么？
    张瑞几乎张口就来，宗族观念与孝道传承。
    李密在给司马炎的《陈情表》里“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几乎成了众所周知的名言典句。
    或许在后世看来，以孝治天下，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先王时期以贤者治天下，所以后世儒家执政大臣，总喜欢打出法先王的口号，以彪炳自己贤者的身份。
    到了周朝，又以礼乐治天下，要求各等级成员，恪守君臣本分、秩序礼仪，敬天、孝祖、敬德、保民。
    大秦更不用说，以法家治天下。暴秦酷法已经成了许多人对秦朝的刻板印象。
    汉朝才开始提倡以孝治天下，而真正将以孝治天下刻到诸夏基因深处，影响数千年诸夏百姓道德导向的这个时间节点，还真就是张瑞所处的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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