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正文第一百三十八回离广州乘桴论时务到上海护法发宣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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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至于两月。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弛，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汨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督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同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
    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画，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人足，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借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三十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之！
    此项宣言发表以后，南北人民，才晓然于广东兵变之内幕，都痛恨陈炯明，斥为国家之贼，社会之蠹，而对于中山先生的信仰心，却益发深切坚固，认他宣言的方略，为救国惟一之良猷，即认定先生为现代惟一救世主者。曾几何时，叛逆者终为世弃，而先生革命大业，不久即告成功。可见民心向背，端的关系匪轻。我人论史至此，惟有引用尚书"作伪作德，劳逸拙休"两语，为感叹奋励资料罢了。正是：
    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何苦为小人。
    南方兵变事，至此告一段落，同时北方也有几件大事，容俟下回分解。
    民国以来，战争靡已，鸡虫得失，蜗角纷持，主事者认为大事，旁观者久已齿冷。寝至弹雨枪林，都成司空见惯，有识者且置为无足评论之问题。惟有一事，足予吾人以确当之教训者，则民心向背，可为胜败之标准，历试皆验，无一或爽。故以广东事变而论，自陈氏背叛，而国人对于中山先生之信仰愈坚，即为革命事业生色不少。是陈氏之所以害先生者，乃适以厚先生耳。小人作祟，虽能逞志一朝，结果每以成全君子之事功。若陈氏所为，不綦然与？不綦然与？嗟夫！彼野心军阀，可以悟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