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演义》正文第一百三十四回徐东海被迫下野黎黄陂受拥上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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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强而行之，则第一步须认河间代理为不法。试问此代理期内之行为，是否有效？想国人决不忍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国家纠纷。如此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以黄陂之德望，若将来依法被选，吾侪所馨香祷祝，若此时矫法以梏之，诉诸天良，实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国民慎重考虑者又一也。迩者，民治大进，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见。伪造民意者，已覆辙相寻，骫法自便者，亦屡试不清。孙帅传芳删电："所谓以一人爱恶为取舍，更张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后乱渐纷"云云，诚属惩前毖后之论。顾曲形终无直影，收获先问耕耘，设明知陷阱而故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永祥等怵目横流，积忧成痗，夙有栋折榱崩之痗，敢有推抱敛手之心？临崖勒马，犹有坦途，倘陷深渊，驷追曷及？伏祈海内贤达，准法平情，各抒谠论，本悲悯之素怀，定救亡之大计。宁使多数负一人，勿使一人负多数。永祥等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
    这电报是六月三日，卢永祥从浙江拍发的。其余如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以及主张联省自治的褚辅成、孙洪伊等，也都纷纷表示反对。黎氏本人，因此愈加消极了。这时他门下的政客张耀曾等发起急来，也发了一个通电道：
    约法及总统选举法之规定，总理在任期中，离职之情形，只有三种：一曰死亡缺位，二曰弹劾去职，三曰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三者有一，即为合法离职。三者以外，总统不让职于他人，他人不得以离职要总统，若其有之，是非法也。黎大总统于六年七月，被逼离职，尚余任期一年三月有余，其离职原因，与前述第一第二两事无关，即与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亦属毫不相涉。盖我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二项，所谓因故不能执行职务者，本师美宪前例，专指总统精神丧失而言。纵谓文义浑括，强为宽解，则所谓故者，当然依限于总统本身，所谓不能者，当然限于总统自动。譬如总统久罹重病，或因公远赴异国，援引适用，尚属可通。至于事故之生，出自他人，不能之原，由于压迫，如凭借兵威，使总统不能在职，不敢复职者，是私擅废黜总统耳，非法律上所谓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也。私擅废除总统，本为法所不许，即当然不在法定因故不能执行职务之列。藉曰不然，则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二项之规定，不啻明诏为副总统者，时时可驱除总统而代之。败纪奖乱，莫甚于此。立法本意，断断不然。故从法律上立论，自民国六年七月黎大总统之离职，推之法定三种原因，无一而当，是其离职，乃事实上之离职，非法律上之离职也。非法律上之离职，故不发生法律上之效力，惟其离职无效，故冯副总统之代理，乃事实上之代理，非法律上之代理也。非法律上之代理，故亦无法律之效力。在昔大法摧毁，事实相尚，舍法言权，夫复何说？今则尊崇法统，万事资以判断，而法律上固赫然昭示，黄陂黎公，仍在大总统之位，而其行使职权时间，尚有一年三个月有余也。黄陂离职无效，一旦障碍既去，当然继续开会。黄陂继任应竟其未尽之期，亦犹国会续开，应满其前此未满之任。法理彰明，决非曲解，此则愿吾人共加注意者也。兹事体大，解释疑义，权固属于国会，敷陈常理，责仍在于学人。耀曾依法言法，自信无他，国人崇法护法，谅有同感。
    这电发表，各方的议论愈多，但在时势情理各方面说起来，黎元洪实有不能不复位之势。当时黎氏原有这样一个通电：
    自引咎辞职，蛰处数年，思过不惶，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释，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可见他辞意本来很坚，无奈直方各人，已成欲罢不能之势，如国务院代表高恩洪，京兆尹刘梦庚，商界代表张维镛、安迪生，曹锟代表熊炳琦，吴佩孚代表李单率，以及各省代表，共四十余人，都纷纷赴黎宅请黎复职，正是：
    大运忽回春气象，寒门又似市廛中。
    未知黎氏肯答应否，且看下回分解。
    黄陂起义武昌，首创民国，论革命之功，自属千秋不朽，即以人格而论，民国十余年来，自总统以迄军阀，亦未有洁身自好如黄陂者。故以功业言，以道德论，均不得不为民国完人。惜其才识稍短，不免受人利用，遂以退隐之身，再作一度傀儡，几致身名两败，性命不保。读史至此，不能不哀黄陂之长厚，而痛恨军阀政客之无赖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