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87》1588第九十七章用模棱两可之罪引蛇出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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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法的主要手段，就是以安检为名，将现有漕船重新编号。”
    郑国泰的笑容中透出了一丝小心，
    “且此事最好由轮船招商局负责经办，不过这样一来，未免就会有科道官弹劾臣等外戚擅权……”
    朱翊钧没耐心听郑国泰一遍又一遍地给自己打预防针，闻言便直接接口问道，
    “这漕船本来不就都有编号吗？重新再编又有何益处？”
    晚明漕船的编号实际与现代的车牌颇为相似，从正统初年开始，朝廷对造船的期限和样式已经有了严格的限制，到了天顺以后，正式将天下漕船船数定为一万一千七百七十艘。
    清江、卫河两大船厂为了节省造船船料的运输成本，在各卫广设分厂，尔后又为了方便管理，将每一艘漕船都编上了专门的船号。
    漕船的船号皆以布政司首字为号，譬如在湖广造的漕船就是“湖字几号”，在江西造的漕船就是“江字几号”，在浙江造的漕船就是“浙字几号”，跟后世的车牌开头可谓是如出一辙。
    “重新编号的目的就是要打破漕帮的利益垄断，将漕船的通行许可收归轮船招商局所有。”
    郑国泰解释道，
    “漕帮之所以能为虎作伥，无非是一借人多势众，二有地缘之利，这两样优势，朝廷若是硬要收去，那是收不走的，倒不如大而化之，在皇上您设下的衙司内另外重设一套通检标准。”
    “既然那乌香是一种倭寇专门用来害人的毒药，轮船招商局便可以怀疑走私乌香者会在漕船内部‘别置暗室’，意图不轨，如此一来，将漕船全体重新检查一遍即是势在必行。”
    朱翊钧道，
    “你们能想到的，那幕后之人未必就想不到，倘或漕工全部都不去轮船招商局检修漕船，使得这套新规变相地名存实亡，你们又能怎么办呢？”
    郑国泰摇头笑道，
    “假设不去检验，那就是有私贩乌香的嫌疑，依臣看，凡有此嫌疑者，皇上即该下旨命清江船厂停止为其维修漕船。”
    朱翊钧不解道，
    “朕说停，他们就停，那停了漕船维修又能如何呢？”
    郑国泰回道，
    “据臣所知，这漕船主要由产自川广地区的楠木、杉木所打造，漕船的使用年限与木料材质息息相关，一般而言，松木为两年小修、三年大修、五年改造，杉木、楠木为三年小修、六年大修、十年改造。”
    “一艘漕船的总造价为一百二十两，实非普通漕工所能负担，倘或漕工依命检修，那按照每艘可携六十石私货的限额，则尚能养家糊口，而若是抗旨不遵，那三五年后漕船败坏，无从维修，必将从此生计无着。”
    朱翊钧听了就叹气，
    “朕推广新政的本意是为了使我大明富强，而大明富强的目的就是要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倘或要用百姓生计无着去换得新政的推广，岂非求益反遭损？”
    郑国泰立刻道，
    “皇上不愿枉杀无辜，自然只能让获利于漕运之人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掣肘。”
    朱翊钧道，
    “掣肘百姓不算掣肘，这范明出的甚么鬼主意，莫名其妙，别是因为他从前贩运茶叶时受够了漕帮的刁难，于是一得了机会就变着法儿地砸人家的饭碗罢？”
    “他是轮船招商局的投资人，倘或朕批准了这个方案，实际操作起来他在暗中瞒着朕使绊子，把本来想站在朕这一边的漕工都赶到朝廷的对立面去了，那朕岂不是有苦说不出？他还是朕找来的晋商，朕就算事后杀了他，那也是打了自己的脸，朕也要面子呐。”
    朱翊钧讲这番话的时候当真有些心虚，是那种一个正直的人发现他最终掌控不了“小人”的心虚，这种心虚更严重一点说就是惶恐，是一种名叫“他或她若是生在现代一定比我更优秀比我出色”的惶恐。
    何况范明这个睚眦必报的小人确实比他聪明，甚至比他勤奋，比他有远见，唯一的弱势在于范明天然不是皇帝，天然不是穿越者，这种“天然”的弱势差距在封建王朝里可以被放得极大，但是在从大航海跃入近现代的这个过程里可以被无限缩小。
    郑国泰不懂朱翊钧那满脑袋的现代人思想，闻言还以为是皇帝在指桑骂槐，忙低眉回道，
    “不敢，不敢，这漕运之利的垄断是多方多面的，这范明的意思，实则是用一方之垄断，去牵扯另一方之垄断。”
    朱翊钧回道，
    “漕帮的垄断在于运输，除了运输之外，这漕运里头还有甚么其他利益方呢？”
    郑国泰回道，
    “自古漕运必资于造船，而造船必先于办料，既然运输是垄断，造船办料则亦是垄断。”
    朱翊钧怔了一怔，道，
    “你且继续说。”
    郑国泰接着道，
    “我朝祖制，漕船船料之造办定额乃‘军三民七’，其中‘军三’由运军办纳，‘民七’来自州县赋税，倘或皇上停了清江分厂的漕船修造，那布政司和地方州县也就不必再收这一项税费了。”
    朱翊钧一听，不禁顿时在心里拍案叫绝，这就是让文官集团左右互搏啊，
    “不错，地方州县对漕军能百般容忍，除了沿途贩运私货之利，还有一项便是这船料税费的征收。”
    晚明漕船的“船料”和一条鞭法之后其他的税费一样，一概折算成白银从百姓手中收取，不过这一项改折是从成化十五年开始变更的，和张居正改革并没有直接联系。
    改折的直接原因很简单，就是实物征收对农民而言负担过重，明初时这一项税费具体是摊派到湖广、江西、四川等木材资源丰富省份的农户身上，由农户亲身解运到造船厂。
    后来此项劳役实在是难以维持船厂的实际用度，渐渐转变成了地方州县先从百姓身上预收“料银”，再解送到布政司处收贮，等到每年造船之期，由布政司再解送到船厂。
    这个过程自然是存在着许多陋规，最明显的一项，就是郑国泰方才所说的“木质材料与使用年限”，所谓“三五年败坏”绝对是保守说法，朱翊钧对此心知肚明，无论是松木、杉木还是楠木，无论朝廷下旨统一用哪种木头造船，船厂都绝对做不到按章办事。
    因为漕船所用木料不同，料价也就不相同，卫所和漕船分厂为了牟取私利，往往会领楠木价格的料银却购买株木、杂木木料来造船，从中变相提高维修成本。
    好木料本身就属于稀缺资源，要一万一千七百七十艘漕船都用上松木、杉木或楠木是绝不现实的。
    退一步说，如果船厂当真实打实地按祖制造船，那湖广、江西、四川的林木早就已经被砍光了，自然生态早在明中期就失衡了，还不等张献忠降世，西南就已经人去地空了。
    既然后来张献忠在西南确实做了一番事业，那船厂便确实存在普遍的偷工减料，连同州县和布政司形成了次等统一。
    所以朱翊钧和郑国泰心里对此是很清楚的，“漕船使用松木、杉木或楠木”并非是一种实际制度，而是一种面对老百姓的税费法则，其实质和陈蚕永远领不到的那本该由河南都司支出的四百二十石年俸并无差别，说法一个样，实际又一个样，基本上都属于大明子民特有的双重思想的产物。
    一般而言，地方州县在折银之时，会将修造一艘漕船所需的料价按照使用楠木的标准统一定额，再按照这个标准来确定向百姓征收多少税赋，尔后将白银解送到地方分厂的时候，再按照船厂购买株木或杂木的价格捞取额外收入。
    由于晚明的漕船修造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分厂进行的，军卫有司便很容易地参与到这一项共修陋规的集体活动中，从而官官相护，成为地方对漕军的有力庇护，而郑国泰现下的建议，就是用轮船招商局的“新标准”去打破这一层地方保护网。
    “地方州县和漕帮的利益纠葛主要就在于贩卖私货和造船物料这两桩事上，倘或皇上先是‘严查乌香’，接着断其料银，把这一项陋规来源给彻底革了，那么不等京师没了白粮，地方肯定就先坐不住了。”
    郑国泰认真道，
    “不管是谁在背后兴风作浪，只要地方肯查，则一定能为皇上寻出那幕后主使。”
    朱翊钧定下神来想了一想，忽然觉得有些不对，
    “怎么这件事又推到地方头上去了呢？”
    皇帝一直交握着的双手放开了，
    “倘或地方不吝于那料银陋规，此事不就等于不了了之，何谈引蛇出洞呢？”
    郑国泰鼻子一皱，顿时换上了个泫然欲泣的表情，
    “轮船招商局若是成功夺走了漕船的通行许可权，那幕后之人必定会有所反应，到时……”
    朱翊钧慢慢道，
    “郑卿，你在撒谎。”
    皇帝抬起了眼道，
    “假设轮船招商局成功控制了漕船的通行许可权，那漕运改海运就相当于已然成功了一半，控制了漕船许可就等于掌握了漕工的生计来源，掌握了漕工的生计来源就等于控制了他们的劳力，有了这百万漕工的劳力，哪里还开不成胶莱河呢？”
    “更何况若是漕船的船料料银被因此削减了，即使是单纯出于利益考量，地方州县和船厂也会加倍欢迎接下来的海船制造，反正不管造甚么船都要用木头，东边不亮西边亮，漕船的料银减下去，海船的料银却一样要摊派到地方赋税上，一样的陋规在海船上可以再来一遍，地方能有甚么损失？”
    “只是漕船料银一减，地方上的力量一定会支持朕造海船，因此那幕后之人若是再想以煽动漕工闹事的方法反对海贸，必然会风险重重，不过要说此人会明目张胆地自己跳出来弹劾郑卿，朕是断然不信的，恐怕郑卿自己也不会相信，轮船招商局若是被盘活了，郑卿必然炙手可热，除了科道官之外，谁又会在那时候再带头排挤郑卿呢？”
    郑贵妃在旁边小声说了一句，
    “倘或此事被有心之人所利用，未必就不会牵涉国本……”
    朱翊钧笑了一声，
    “又是国本，郑卿要真那么会争国本，怎么还把查人的事推到地方上去？”
    郑国泰不吱声了。
    郑贵妃比较英勇，一般不在乎名利的人在大是大非面前都比较英勇，这时她离移宫案里的郑贵妃还差得很远，因此反而敢于直言不讳，
    “东厂专门是查人的，皇上怎么不说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