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正文卷第八零八章上国心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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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松麓转述了其学派的标准答案。
    然后就指着眼前刚刚竣工的从阜宁到南通的运河，说道：“自古以来，未曾有开河而不伤民者。”
    “而这条河，一举四得，却不伤民，皆赖闲民之力。”
    虽然说，他们学派的复古授田尝试，被这几年的大基建搞得很狼狈，但孟松麓还是对这条运河赞许有加，承认这是一条基本不伤民的运河。
    权哲身沿途北上，也能感受到这条河的好处。
    这条贯穿淮河人工河道与长江的运河，绵延数百里，南北纵横。
    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东西向的分支。
    将整个淮河，切割成大大小小的方格。
    这些方格，既可以灌溉，也可以通船。从工商业的角度，航运和棉花灌溉，都是这条河的好处，也是垦荒的那些人愿意出钱修的原因。
    但在工商业之外的好处，终究还是从苏北到长江的百万百姓也得到了实惠。
    这条河是沿着过去的范公堤修的。
    西边是河。
    挖出来的泥土，堆积在原本的范公堤上，形成了高高的堤坝。
    堤坝上，二期工程还要借助堤坝，在范公堤上修一条有厚路基的路。
    虽然海岸不断东移，范公堤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大的价值了。
    但是，作为海潮的第二道防线，这条靠着运河的泥土堆积起来的新堤，还是给了数百万人口极大的安全感。
    即便是遇到数百年一遇的大潮灾，运河土堆积起来的加固的范公堤，也能确保潮水到此为止。
    无论怎么看，修运河都是没错的。
    哪怕，那些资本出钱修这条河的目的，压根没考虑二道海潮、内部阻水等民生问题。
    但结果在这摆着，确实使得百姓受益。
    而且这条河也算是江苏一系列改革之后的一次成功尝试，算是真正贯彻了“募役法”的改革。
    对这条河，孟松麓不吝溢美之词的。
    “此河既通，不提棉花豆饼小麦的运输。”
    “只说资本沿河北上，河流两岸，皆可得兴国公所言的工商之利。织机下乡，棉纱下乡，两岸百姓的生活，十年之后，亦可与南通周边看齐了。”
    “哪怕是我们的乡约村社，也可受益。”
    “但是……”
    溢美之余，孟松麓很自然地话锋一转。
    “但是，如齐可得鱼盐之利；秦若学齐，便是刻舟求剑了。”
    “是以习斋先生，才要讲实学。将欲动而立功者，不可不知天文、地理、舆情等等。知此学问，方知何事可做，何事不能做。”
    “我言，欲富，先挖河、修水利，此正道也。”
    “然而，闲民在此、与闲民在彼，这又不同。闲民事，江苏可以这样做，别处未必可行。”
    “鹿庵兄还是要得其意，而不该学其形。”
    “秉实学，知地理、经济，然后方可救世济民。”
    “上国之大，西抵黄沙、东延沧海。各处之不同，非朝鲜一国所能比。”
    “圣人云，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而改之。”
    “然于鹿庵兄，此番上国求学，当择适者而从之。江苏之善，于江苏为善，为别处为恶。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此间道理，又非要知本土国情地理，懂经济学问，方可分辨何等可用、何等不可用。”
    “又如本派对闲民的看法，自然正确。”
    “但，为政者，难在如何控制闲民而不伤，如何不使闲民多且无业而致乱。”
    “既为士大夫，当平治天下。”
    “闲民不堕，亦不应被暴惩。这是理。”
    “而如何让闲民不至于出问题、又如何保证百姓生计。这是政。”
    “理与政之间，便要靠实学经济学问，否则便是空谈。”
    权哲身深以为然，颇有醍醐灌顶之感，连声称谢。
    孟松麓的话说的足够明白了。
    闲民这个群体，是要被正名的，就像是商人，也是需要被正名的。
    但正名，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说，把土地兼并，无限制造闲民，就是合理的；从而再推出土地兼并就是合理的。
    或者说，商人是合理的，那么就可以推出来，啥也不管，让商人可劲儿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囤积土地，就是合理的。
    这就是真正的士大夫要面对的问题。
    不能一味地觉得，闲民出现就不对。
    但也不能觉得，闲民出现对，就啥也不管。
    只是，怎么管，刘钰的一些做法，给了这些人一个新的思路。
    倒不是镇压之类的手段，那谁都会。
    而是通过种种奇怪的改革，使得江苏一省的买已有耕地作为商业投资的难题被遏制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继续”兼并问题。
    事后看，效果达到了。
    但在事后之前，又很难看明白。
    比如南通周边的土地兼并问题，没有解决，但继续兼并的趋势被遏制了。
    靠的是包括赋税制度、织机下乡、对外开拓、开发东北南洋两大商品粮基地等一系列政策来解决的。
    之前的兼并问题，没有解决。大量的佃户退租，成为闲民。
    继续的兼并问题，得到了遏制，依靠纺织业发展，使得自耕农群体的抗灾能力得到了提升，不至于出现一有灾荒就卖地的情况。
    同时，粮价降低，又使得传统收租制的利润降低；而自耕农的稳固，又促使了土地价格上升。
    买地而后靠地租，这种纯粹的商业资本的运作模式，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资本买已有耕地而收租的利润，不如投资到新垦土地、种植园、工商业上。
    而反过来，又迫使一些守旧地主选择由实物租，转为货币租。
    然而货币租，又使得佃农撑不住，加上每年粮食一下来就会迎来一波粮食降价期，只能退佃跑路——比如原先一石米一两半银子，实物租下，一石米就是一两半银子；现在粮食压价，地主想要保证原本的收益，只能选择货币租，否则收来一石米只能卖一两银子，可问题是佃农自己种的那点东西，也得卖出去才有钱啊，除了退佃跑路，还有啥活路？
    如果只看这些改革中的一项，感觉不到有什么影响。
    但这些改革掺在一起后，效果就渐渐显现出来。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可以传承、学习、总结的道理呢？
    孟松麓等人觉得，肯定有。正是靠着这样的道理，才能够指导改革。
    但同时，因为开始了解这里面的道理，也就越发坚定了他们学派坚持尝试的心。
    因为，了解了这里面的道理后，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这个模式，是不能用于全天下的。用在全天下，结果就是一场地动山摇的大起义。
    江苏的政策，或许可以平移到河南、陕西。
    但江苏的港口、长江河运、纵横的水网运河、被富集的包括盐业在内的大量资本、可以方便地移民东北和南洋等等东西，却是无法平移到河南、陕西的。
    江苏的改革，到底吃了多少东西，才改成这样？伴随着改革的成功，以及程廷祚、孟松麓等人接受了一些新理念之后的复盘，发现实在是过于惊人。
    不算关东和南洋移民的方便条件，不算气候港口水运等特殊，只算投入的资本资源。
    福建的茶叶，利润的七成，都留在了苏南。
    五省的盐业，除了朝廷的抽税，所有利润都留在了苏南。
    江西的瓷器出口，利润的九成，都留在了苏南。
    关东的大豆，八成都被苏北的土地吃了。
    剩下的诸如黄铜、大黄、锌合金、香料贸易等等，大部分利润也都留在了苏南。
    在扬州被毁之后，积累数百年的盐业利润、漕运财富，也都富集到了苏南。
    而这些利润，却又被刘钰引导着往东北、南洋等地投资，用各种手段弄到税来搞基建。
    这些条件，也都是别处所不可能有的。
    这一切，都让他们的尝试，即便失败、即便被刘钰嘲讽，但依旧坚持。
    因为他们坚信，刘钰的办法，不能治天下。
    刘钰在苏南苏中，根本没解决土地矛盾，而是把“制造问题”的佃户，给解决了。
    别的地方，可不可以学？
    理论上可以学，但现实是不解决土地问题而解决制造问题的佃户，会让大顺亲眼目睹他们的祖上是怎么得天下的。
    这也就是孟松麓在面对权哲身时候的上国心态下，引导权哲身看看这些富庶之地的想法。
    富国之道，上国是有的，你们如果找不到路，可以来上国找，而不要想着去外面找。
    你眼中所见的，是你们可以追求的未来，也是我们认为天下的未来模样。
    但怎么抵达这个未来，你们面临的情况，又是兴国公的手段解决不了的，还得看我们这些人的尝试和构建。
    最终是要让天下都能做到狗彘食人食的，如这里一样。
    未来就在这摆着。
    但从现实到未来之间，还有个最难的怎么做到。
    怎么做到，我们会找到办法的，一个终极的、能解决同文化圈内的普遍问题的办法。
    为藩属找路，这本身也是盛世危机之下，母国儒生的义务。
    这不是为了救藩属，而是为了证明儒学是普遍适用的，至少在天下之内是普遍适用的。
    这是大顺展开对外交流之后，儒学急需要解决的理论危机，真正的大儒都会这么做，因为现在压根不需要他们救亡图存，也不需要他们保天下，甚至不需要他们搞实学，总得干点什么。
    同时一些大儒也明白，能吸引藩属的，繁华富庶强大，又是经书维系藩属向心的基石。
    尤其是面对一个其所传承的学问，明显被西教所染的藩属儒生，更要依靠富庶繁华而收其心。三魂环理论，不是实学，而是西学，这一点，经历了大顺西、实分野的这群人，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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