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正文卷第七九六章工业革命（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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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朝鲜国是自发走到这一步的，其实权哲身和孟松麓倒也不至于弄成鸡同鸭讲，根本讲不通的程度。
    大顺这边的改革派，或者叫托古改制的复古派儒生，对正常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中寻找痕迹去理解的。
    也就是说，即便孟松麓说的东西，权哲身不懂；但权哲身苦闷的思索，孟松麓能懂，因为曾经经历过，至少也能从天朝这边的史书上读到。
    可偏偏，大顺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工业革命，摧毁了朝鲜国正常的、自发的历史进程。
    朝鲜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苏南纺织业革命和仁川开埠之后，对朝鲜国士大夫聚集区汉城周边农村的冲击，是被外部力量催动的。
    这些东西，孟松麓是无法切身感受的，也是不可能从史书中找到类似案例的。
    他就算翻遍史书，也在过去找不到“本国手工业被外部力量冲击”的故事啊。
    和东北的情况看着有些像，但又完全不一样。
    大顺对东北的开发过程，是资本直接从零开始的塑造。东北之前即便有移民，但因为气候、环境、土地等因素，男耕女织小农经济都脆弱无比，资本一冲即破。
    朝鲜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旧制度很坚固，从李成桂到现在已经数百年了。
    东北算是平地起高楼；朝鲜国则属于是城中村改造。
    以朝鲜的实物税来做例子，就可以很明显地理解朝鲜国和大顺之间的巨大不同。
    比如朝鲜国的军布，其实就是一种实物税。
    农兵合一制，转为常备军制，肯定得加税。
    要养兵。
    养兵得穿衣。
    穿衣得用布。
    布得靠交税。
    不服兵役就交税、纳布。
    根据黄宗羲定律可知，因为这玩意儿是按照人头收的，必然导致大量的底层选择投效贵族士大夫去逃税；以及贵族士大夫必然隐匿人口。和明朝的投效、诡寄问题都一个道理，然后这些税都压在了社会中坚力量的良丁头上。
    然后，必然社会矛盾激增。
    再然后，旁边就是个宗主国庞然大物，农民起义推翻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只能是自发尝试改革。
    改革嘛，经济情况就是这样，改来改去无非就那几样。
    摊丁入亩。
    摊亩入丁。
    士绅贵族优免。
    士绅一体纳粮。
    基本上就是这四种玩意儿，排列组合、拆分重构。
    和明末的思想家类似，朝鲜那边的儒生，也是针对这四种排列组合，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有把税按照人头均摊在每个人头上的口钱法。
    有要求“士绅”一体纳粮的户布法。
    有摊丁入亩的结布法。
    还有诸多类似的这种排列拆分组合的设想。
    改来改去，也就那么回事。
    如果，没有大顺入场、没有釜山租借、仁川开埠、苏南轻工业革命自织机下乡，之后的演化路线是非常容易推理的。
    大家都要缴纳军布。
    必然催生家庭手工业的发展。
    我善于织布，我就织布，然后大家都需要缴纳布匹作为税赋，肯定会有人拿东西来和我的布进行交换。
    交换的增加，促进了商品经济。
    这里面，即便没有金银货币，也不是说就完全不行。本质上和刘钰在苏南进行的全面税收货币化改革是一样的——朝廷不收粮食，所以才会逼着每个人把粮食卖了换成货币，这是最快的推广货币的办法，只要底层还没有抗税起义的能力。
    朝鲜的布，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作为货币和商品两种属性。
    如同大明的白银，从商品变为货币一样。
    商品、交换、市场的发展。
    下一步就是农村旧制度瓦解、贫富分化、土地兼并、货物商品化。
    但问题就在于大顺的工业革命爆发了。
    因为军布税收改革而刚刚出现、刚刚发展起来的朝鲜家庭手工业，是真的顶不住大顺棉布的冲击。一点也顶不住，几年就彻底崩了。
    而且，这里面朝鲜国的税制，真的是帮了个大忙——军布制度下，几十万人要买棉布交税。
    朝鲜国自己也美滋滋：通过还米制，也就是朝鲜特色的强制青苗贷，利息赚一波；还米利息米卖给大顺换了棉布，再把棉布卖给百姓，再逼着百姓用布交税，再赚一波。
    朝廷收入蹭蹭的涨。
    本来是个两条腿轮着往前走的过程：家庭手工织布业发展，农民破产土地兼并，城市发展，以手工业为中心再逐步吸纳这些破产的人口。
    现在是因为大顺工业革命的爆发，直接把另一条腿打折了。
    农村破产了，手工业没发展起来。好容易靠着之前中日贸易品二道贩子积攒起来的那点资本，全都流向买办商业集团了。
    买办嘛，哪国都一个吊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恨不得英国的羊毛纺织业和棉布纺织业全都死掉，让印度棉布直接毁灭英国的传统纺织业。
    法国东印度公司，恨不得法国的殖民地咖啡种植业，全都破产，从而打开茶的销路。
    荷兰东印度公司，更是再被大顺夺了南洋之后，迅速全面与大顺合作，一起消灭荷兰残余的那点手工业行会。
    于是朝鲜国也就出现了孟松麓此时完全理解的现实。
    这个现实，被刘钰在大顺死死压着，包括断运河、改盐政、控棉纱等，都是在极力防止苏南对周边省的冲击。尤其是断运河，使得内陆运输成本增加，初步工业革命的优势被运输成本抵消，顶到安徽就顶不太动了。
    简言之，怎么解决封建社会的固有问题，是明末思想界反思的方向。
    对朝鲜国来说，则是怎么解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新问题。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而对朝鲜国来说，这个问题又是无解的。
    在没有外部势力干涉的情况下，东亚内部的藩属国，怎么反抗完成了军改、初步工业革命、汉城到威海卫海军基地的距离甚至赶不上京城出门去趟济南的这个帝国主义？
    朝鲜国尝试过反抗，搞过禁奢令。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禁奢令以及后续的《皇明通纪》文字狱事件，使得朝鲜国呈现出一种诡异无比的状态。
    思想上，每一次改革尝试，都会导致反动回潮，思想上更加封闭保守。
    经济上，商品冲击，原本负责朝廷和地方的类似于大顺盐商的朝鲜“御”商，迅速买办化，纵深不宽海港遍布，冲击飞速蔓延。
    这种买办化，比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更复杂。
    因为“尊周”，是朝鲜国的立国之本。
    买办的亲华属性，自带李氏朝鲜的政治正确。
    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不尊周，现实里是不行的。
    可以在内部小圈子里，嘀嘀咕咕说，大顺现在对藩属全无王道、尽皆霸道，这是标准的从夏变夷。
    但官面上，能说吗？
    北伐？帝出乎震？小中华复正统王道华夏？由天文学地理学引出的地球是圆的根本不存在“中”国这个概念实则夷夏皆同？
    哪一个说出来都是灭顶之灾。
    历史上，朝鲜国的儒生金若行，还在乾小四统治的巅峰期，提出过“中国已经是夷狄了，朝鲜才是正统，劝进王上，用天子礼乐”的想法。
    朝鲜的种姓制是不是华夏正统且不论，只说能在1768年提出让朝鲜王“用天子礼乐”，也真是……
    也是可见夜郎国的士大夫脑子朽成什么样了，不说开眼看世界，开眼看周边都是奢望。
    朝鲜的腐朽势力和封建意识，可比这边根深蒂固太多了。
    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打了许多年的大金，一直到1970年末代“世子”李垠“薨”了，才在72年末把自己的称呼从“内阁首相”改掉。
    标准的为“君父”守孝三年、丞相继承大统的套路。
    比起来盗皇族墓毫无压力的绿林赤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狗脚朕的传统，两边的情况真的是差得太远。
    不管是现实还是传统，这个自称“小中华”的玩意儿和大顺之间的区别，都大到了其实压根不能学的地步。
    两个人之间的交流，因为默认的基础性的一些东西，牛头不对马嘴。说着同样的汉语，用着同样的经典，可交流起来完全对不上路。
    交流到最后，权哲身只能试着说出来自己来的目的。
    “实不相瞒，孟兄，你说的这些东西，我一时间难以明白。”
    “我此番来这里，是听闻盐政改革废盐垦荒后，一些大儒乡绅良善者，买了好大一片草荡。”
    “欲复古时井田之制、乡约和谐，欲行古时学校政治。是以特地来到这里，明日就要前往南通北上。”
    “我见孟兄亦非那种庸碌之士。”
    “之前听闻盐政改革时候，诸多生员闹出大笑话，有人讽之，诗云：唐宋鞋袜数斤棉，踏进清霜趁暮烟。”
    “浅绿周衣长曳地，真红长扇半遮天。”
    “才读一卷言能律，财尽千金尚有钱。”
    “朱门尽日垂头客，若到乡关意气全。”
    “此等腐朽之辈，与大道全无用处。”
    “若我辈中人尽皆有君子之气，能如古之道德，恐这天下也未尝不能治。”
    “如今终于有人尝试买田，而行书中大道。孟兄久居此地，难道不曾去看看？”
    一听这话，孟松麓忍不住苦笑出声，心道自己何止是去看过？自己就是学派里的人，和泰州的余部、明末诸先生的后学，一起尝试搞了这么个类似于前朝何心隐聚合堂的东西。
    自己此番出现在松江，也正是因为这个乡约复古的大村社出了问题才来的。
    问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简言之一个字，缺钱。
    这一次修阜宁到南通的运河，所有在淮南圈地的团体或者公司，都必须要按照地亩数量，出这份钱。
    省里面只给解决三分之一的款项，剩下三分之一，谁得利、谁出钱。
    刘钰压根不想把这个立成样板，既不给特殊拨款，也不给优免待遇。
    甚至还写了封信嘲讽，把程廷祚气的急火攻心，差点吐血。
    信写的倒是简单，里面就一句话：绵庄先生不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而是搭了个舞台演一出上古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