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顺1730》正文卷第一七三章四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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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藩政体系之下，在享保大饥荒之前，日本各藩都在框架之内尝试着不同的变革，试图扭转财政亏空。
    有鼓励消费刺激生产派、有专营专卖敛财派、有上下节俭藩主带头只吃米团子派、有废除金银强行发行纸币藩札金圆券派、也有阿部正福这种减少人口确保小农不要零碎化派。
    整体上，全失败了。一场享保大饥荒，除了伊达家的仙台，剩下的全打回了原型。仙台藩那是顶着60万石的义务，享着200万石的实利，手底下还有铜矿自己铸钱、鲍鱼海参等俵物也是长崎出口的主力、享保年的虫灾冷夏也没影响到那，这实在不用啥政策。不作死，财政一般不会出问题。
    刘钰是看不上这些人的改革思路的，很多连修补匠的水平都不如，但这时候却是抡圆了猛吹阿部正福。
    因为阿部正福在太田资晴背锅“被”自杀之后，成为了新的大坂城代，而且看样子是要暂摄海关诸事的，显然日后必可称为幕府中枢中的中枢。
    这种人，对将来日本的政策，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待阿部正福讲完，刘钰先是做出一副震惊的神情，随后收敛，赞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古人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吾观日本各藩之施政，多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唯独阿部君的手段，竟有治本思路。”
    “人口日多，而地不加增。粮食产自地里，地不加增，人却增多，人不吃饭会饿，人多了，粮食不够吃，这难道不就是祸乱的根源吗？”
    “多子分地，土地零碎，难有余粮。但有饥荒，则不能生存，只好将土地抵押给豪商豪农。武家制度的根基，却是份地制，如此岂不破坏根基？”
    “吾观列国之政，无有不如此者。”
    “《左传》云：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混沌、穷奇、梼杌、饕餮。今观之，则恐此四凶犹在。”
    “若人口日多，混沌、穷奇、梼杌、饕餮必化作战争、饥荒、瘟疫、动乱，以此将人口控制在一定的数量。”
    这是在和日本人谈话，又是在禁天主教风气极重的此时，刘钰自是不好用“天启四骑士”来比喻，只好搬来了舜流四凶。
    反正都是四个，差毬不多。
    他是一边在朝廷里和皇帝说过，科学院说不定可以让亩产上四五百斤甚至七八百斤上千斤、使劲儿移民垦荒；一边又在日本鼓吹马尔萨斯这一套，顺带把马尔萨斯天启四骑士本土化。
    阿部正福倒是听德川吉宗警告过，刘钰的话，不要全都相信，尤其是他夸赞的东西，一定要仔细思索里面隐藏的祸心。
    可这时候，四凶之论，竟让阿部正福有一种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知音之感。
    尤其是关于“武家制度稳定的根基是土地而非人口、人口只要能保证能耕种土地即可”的判断，更像是把他一直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一般。
    而四凶之论，更是让阿部正福觉得，似乎感触到了人家至道，终于弄清楚了战争、饥荒和动乱的本源。
    自战国大乱之后，日本的人口确实增长了一波。
    但时至今日，已经停顿了，应该说日本的人口是18、19世纪世界里的一朵奇葩。全世界的独立国家都在人口暴增，唯独日本一直是条直线，自享保饥荒之后，更是彻底平稳。
    和传说中中了马尔萨斯之毒的法国不同，日本的人口平稳，有其特殊的原因。
    法国的面积，也就和四川省相当、略大一丢丢。
    但其耕地面积加牧场面积，是接近三亿公亩，折合四亿五千万市亩，几乎相当于明朝成化年间统计的地亩总数了。而人口此时也就和日本相当，两千万人。
    法国的自耕农和大顺的自耕农、日本的自耕农，此时并不是一个概念。就像是俄国的革命之后，划定成分的时候，贫农的概念是“只”拥有折合市亩46亩的土地；而法国的自耕农此时确确实实可以做到“节日里家家锅里一只鸡”，所以法国人懒得移民海外，不会像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活不下去往海外跑。
    法国也是嫡长子继承制，法革之后，嫡长子继承制，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要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制度、旧习惯，故而实行均分继承法。
    这个大顺的百姓自然熟悉，父亲没了，儿子分家，可没说有大儿子把地全拿走的情况，最多也就是占着祖屋就是了。便是大地主也是一辈一辈分地。
    法国的百姓过惯了自耕农的美好日子，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均分继承把土地分成小块，以至后代越来越穷，于是自发选择了少生娃。
    日本则是……就算长子继承法，继承的土地，都未必赶得上法国均分继承法各个儿子分到的土地。
    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风气几乎是自发地朝着少生的方向转变，溺婴、扔进寺庙、堕胎等等，一般也就生两个就拉倒了。
    大顺这边是“赶苗拓业”、“垦蒙垦辽”、“走西口”、“跑鲸海”、“奔西域”、“下南洋”、“闯台湾”，总归还有地方可去。
    日本现在是真的没地方可去，又没有先见之明知道终有一日亩产会在化肥良种水利的支持下暴增，这时候说“四凶”之论，只以此时的时代背景而论，那真的是正确到不能再正确了。
    再说，都是娘肚子里的肉，爹生妈养的，大儿子继承家业、剩下的儿子给大儿子打工，当爹娘的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
    最主要的还是课税问题，既以土地课税，检地之后石高确定，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没用。
    自耕农在牛耕铁器时代的劳动极限，是人均三十亩，，算上休耕护地和牲口草场，户均极限在百亩左右。
    日本距离这个极限还差得远，既如此，在阿部正福看来，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
    人多了，吃的就多，贡赋不变，就得一揆。
    地拆零碎了，稍微有点灾荒，农民就扛不住，直接破产，只好问商人借贷，抵押土地，一无所有。
    武家制度下，武士们当然不喜欢中间商，他们希望直接管辖百姓，而不是让土地再经过豪商、豪农的手，过一层油。
    这是“国本”，不可不察。
    刘钰存了忽悠的心思，阿部正福本身也有控制人口的构想，被刘钰这么一通吹捧，自是很快认可了刘钰的说法。
    心里固然存着一丝警觉，但更多的是认可德川吉宗所言的“刘钰之言不可不信，亦不可不疑”这句话的前半句，那自然也就只剩下“不可不信”了。
    “中华不愧大国也。刘君之言，亦使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这四凶之论，却还是第一次听说。”
    刘钰笑道：“此论我亦是受到阿部君的启发，有感而谈。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阿部君在福山施政种种，方才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
    “日本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财富皆取余土地。假使一亩地产一石米，五斗归公、五斗归民。”
    “假使一个人种，这五斗米够吃了；两个人种，这五斗米就需混着萝卜、甘薯；三个人种，这就只能饿的请求藩主减免赋税了。”
    “可藩主、幕府征收的赋税，是按照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有什么区别吗？”
    “再者，若幕府、各藩救济，本来应该饿死的百姓反倒活下来了。活下来生了娃，更多、更穷、更苦、人均土地更少。这本就是违背天道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越是救济百姓，百姓就越苦、越贫。”
    “反过来，若是不救济百姓，多余的百姓该饿死就饿死了，不该饿死的就不会饿死。如此，就能保证这‘四凶’，年年有害，而年年不大。今日广岛死几个、明日福山死一些，无非一藩之事，不会动摇全国。”
    “若是不断救济，到了某日，积攒了几十年的‘四凶’之害，全数爆发，如何收拾？”
    十分极端反动的话，当着阿部正福的面讲出来，阿部正福也没有感觉到太诧异。
    很明显大家都是“贵族”，这贵族嘴上可能说仁义，真正施政的时候，其实都是把百姓当牛马的。
    好皇帝、好贵族，是知道牛马也得吃草；而坏皇帝、坏贵族，无非是希望百姓做木牛流马。
    刘钰这番话，颇合阿部正福的心思，他心里相当赞同。
    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藩内实行“晚婚少子保证尚可自足的农民不把地拆零碎、默许豪农豪商兼并让‘多余’的人口连老婆都娶不上不留后代”的政策。
    刘钰又道：“传闻中，家康公曾说，使百姓半死不活，没有余财，正是政治的秘诀。”
    “商君亦言：治国之道，需一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此一脉相承之道。”
    “百姓太苦，则会反抗。家康公之前，百姓贫苦，一向宗整日一揆；之后，岛原百姓天主教一揆。太苦，百姓就会沉迷宗教，而宗教一物，最适合组织百姓。天朝亦有五斗米、黄巾道、白莲宗、摩尼教等，层出不穷；日本的一向宗、切支丹教，亦不可不察。”
    “百姓太富，就会僭越，不能安守本分。农就是农、士就是士、工就是工、商就是商、贱民就是贱民，这便是本分。若百姓富了，手有余钱，岂不下克上而乱法度礼法？”
    “日本的百姓为何苦？一则公赋太多、二则土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百姓已不是没有余财而温饱的程度，而是连温饱且不足呢。”
    “阿部君觉得，日本可以降低公赋吗？若不能降低公赋，那就只能从第二点入手了。”
    阿部正福信服无比地点点头，心想此人果然是个说话不可不信之辈。
    贡赋自然不可降低，降低的话，武士必生不满。百姓一揆，武士尚可镇压；若武士不满，又靠谁来镇压呢？
    既不能动武士的利益，那所有的改革，就只能从小百姓身上琢磨了。
    改革的目的无非两点。
    钱。
    稳定。
    钱已经可以靠关税和开埠贸易专营拿到。
    稳定，好像确实减少人口是个好办法。阿部正福心想，刘钰虽是敌人，但此人手段极高，自己的想法竟和此人不谋而合，当真可沾沾自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