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抚辽东第277章援朝抗倭(卌六)加俸与分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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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那边海陆大战连连，大明京师倒是一片升平气象，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藩属国打仗仿佛跟自己毫无干系一般。
    在这种局面之下，新晋东阁大学士高务实近来也似乎格外重视“文治”，又是核准伐元之战的赏赐，又是清查开藩禁之后剩余每年需要支出的宗室俸禄等等，总之忙得不可开交。
    伐元之战的赏赐其实好办，由于此前一些年一直在为此事积攒家底，再加上高务实这一战虽然出兵极多，但毕竟只打了几个月，各种开销汇总之后并未超出预期，也就不存在东拼西凑、寅吃卯粮的困窘。
    何况现在有了明联储的存在，后世经济学中所谓“释放流动性”的一些举措也就可以跟上，这便大大缓解了现银陡然支出可能导致的窘迫，确保了中枢财政的稳定，实际上也就是稳定了国家大局。
    即便再如何不喜欢高务实的朝臣，在理财这一点上也不得不对他心服口服，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嘉靖朝的老臣们，一个个都知道当年的朝廷中枢穷到什么地步。
    现在呢？打了一场出兵六十余万、持续数月的大战之后，户部居然还敢说“府库可支十万大军入朝作战年余”——要知道，西南那边的播州之乱还未平定，还需要源源不断地拨款给银子呢。
    在这种情况下，户部居然还能支持十万大军出兵朝鲜打上一年有余，这府库之充盈是何等的惊人，换做当年根本想都不敢想啊！这样的户部尚书，谁敢说他干得不够好？
    当然，高务实干得最好的一件事还不是支持打仗这些，在朝臣们看来，高南宁、高大学士近来最大的善政一定是“加薪”！
    没错，就是加薪。高务实已经在三日前上疏皇帝，提出要给全国上下、满朝文武官员统统加薪！
    这件事出现得极其突兀，此前毫无征兆，但就在他“三辞不可却”之后接受南宁候与就任东阁大学士不到十日，他就上了那道奏疏，请求给全国官员加薪，而且加薪的幅度相当震撼——越是基层官员加薪幅度越大。
    有明一朝的官员俸禄是以粮食作为计量单位的，具体情况是：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一石；从二品，四十八石；正三品，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一十六石；从五品，一十四石；正六品，一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七石五斗；从七品，七石；正八品，六石五斗；从八品，六石；正九品，五石五斗；从九品五石。
    此时的一石米大概是90公斤左右，假设米价6块一公斤，则正一品官员的月俸就是将近四万七千元，而知县则只有四千元。
    按照高务实的加薪提议，知县的月俸将陡然提升至约8000元左右，直接翻倍。而且根据他此前的改革，官员俸禄已经不发粮食等实物了，是直接发银子，同时也可以选择明联储的小额银票，这对于官员们而言又少了一层手续——毕竟他们要这么多大米也吃不完，都是更需要银子的。
    当然，提升较大的基层官员月俸，越是高级官员的加薪幅度反而越小。比如高务实本人，如果不算他的爵位、其他加衔等，只以其户部尚书这个正二品部堂之尊来说，原本正俸约为三万三千元，而在加薪之后，他的正俸也不过相当于三万五千元左右，提升极小。
    这道奏疏最有意思的是，当它被呈上给皇帝之后，皇帝很少见的没有迅速批复，而是好几天没有反应。至于朝廷百官，那就更有意思了，几乎无人跟高务实唱反调，仅有几个“表达异议”的，也不过是“质疑”此举是否有违太祖之愿，而且用词非常温和。
    于是皇帝终于坐不住了，让司礼监批红提问户部，大意是大臣高俸、小臣低俸是为了表明尊卑有别，促使人人有心进步，如今户部这个提议不仅大大弱化了大臣、小臣之间的俸禄差别。
    而且，鉴于小臣远多于大臣，这个举措很可能导致将来中枢财政入不敷出，“恐不足为后世效”，因此要求户部详细说明。
    这件事满朝文武都很关注，而户部也“不负众望”，很快便把“详细说明”呈上了。按照高务实的说法，这一加薪举动正是因为“小臣”不堪重负，加薪本质上是为了高薪养廉。
    高薪养廉这个说法其实不完全，按照高务实的体会，光是高薪多半不能养廉，想要养廉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有完善的监督机制和有效的惩罚机制。
    不过，后者与前者还是有一定关系的，毕竟你不能让人家一个县尊老爷的收入比不上一个熟练的京华工人，这是当前大明社会的实情——如果比不上，县尊老爷几乎一定会去搞小动作，无论是权力寻租还是直接贪污，而朝廷也不可能和太祖朝一样抓一个杀一个。
    不是杀不得，而是杀了也没用。太祖朝用剥皮揎草之酷刑，杀了十几万贪官，可是禁绝腐败了吗？没有，甚至腐败还愈演愈烈了，因为它本质上违背了正常人的基本思维，导致社会地位与财富收入严重错位。
    高务实不认为自己可以让这些封建朝廷的官员觉得“为人民服务”是天地正理，他只能通过“社会地位尽可能匹配财富收入”来进行改革和调解，于此同时再提高对基层地方官员的监督，来达到一个相对良好的结果。
    他在“详细说明”中例举了地方官员的一些支出，例如县衙其实只有三个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朝廷官员”，而知县如果不自己聘用师爷帮忙处理一些庶务，其实绝大多数是管不好一个县的。
    然而聘用师爷的花费朝廷根本不管，以知县自己的俸禄又不够花，那他不腐败才怪了，总不能指望大家都亏钱做官吧？要是都有那个觉悟，大明早成君子国了。
    师爷问题只是许多花费其中之一，总之大抵知县的收入不够是大明自开国就有的底层BUG，不仅要改，而且要分步骤、彻底改。
    例如就说这个师爷问题，高务实除了加薪之外，还建议将聘用吏员直接纳入常规财政支出项目，如他说“可使上县准聘师爷者三人，中县两人，下县一人，定以月俸，例由朝廷供养。”
    除了师爷，还包括其他常备吏员、衙役等，也在高务实“朝廷供养”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显然会大大提高朝廷的支出，皇帝犹犹豫豫不敢答应也正是因此。不过高务实在“详细说明”里给他算了算账，或者说给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分税制。
    在这个建议里，高务实终于对困扰大明两百多年的税法真正开始动真格了，他提议将商税设为常税，然后按照产品、商品门类确定税率。大致是涉及基本民生者低税，附加值高者高税，暴利者课以重税。
    按照他提交的“详细说明”来看，至少没人敢说他以公谋私，因为京华自家的产业起码都是“高税”起步，还有不少行业达到了“课以重税”的标准——老规矩，我自己先交，你们嚼舌根之前不如先好好照照镜子。
    不过，高务实也不是说商税就要全部由户部征收，既然叫分税制，那么“分”就是个关键所在。
    如今这个社会比不得后世，哪怕是收税，付出的行政成本也是远高于计算机、互联网时代的，很多东西也没法精确计算，因此高务实也只能搞一个比较粗略的一刀切：商税收入中枢拿六成，地方拿四成。
    至于你说地方也有好几级，总督、巡抚、布政司、州县等，这些事户部就不管了，怎么分那四成商税可以再议，反正户部要拿六成，以确保中枢的财政权威。再说，户部又是给你们加薪，又是帮你们分担了师爷、吏员、衙役等经常性支出项，拿大头不是理所当然？
    高务实可以肯定的是，如今不管是皇帝还是百官，对他的目的都肯定还有看不到的地方，比如这样改革之后会对地方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他们就不大可能明白——不过时间久了可能会反应过来。
    这事说来也不复杂，在之前的大户部改革之后，地方上不少原先可以截留的银子被要求上缴，现在又经过商税改为常税，那么这商税就会成为地方收入极其重要的一项。
    任何地方衙门肯定希望自己手里的银子越多越好，但这商税是户部统核统收的，他们地方做不得多少假，因此唯一提高商税的办法就是让当地商贸变得越来越发达。这就倒逼地方官甚至那些不算官员的吏员们，都不得不想方设法维护营商环境，从而就促进了地方发展。
    呃，这么做会导致房地产泡沫吗？那倒不会，因为大明的商税收得非常粗糙，买卖房屋根本不交税，地方上也没有多少“土地财政依赖”存在，不会有意愿推高房价的，毕竟房价高了其实是导致营商成本提高，对当前大明的地方衙门不仅并无好处，反而还有坏处。
    这个做法和高务实以往的改革思路一脉相承，他相信无利益的强迫最难长久，人走茶凉、人亡政息将是大概率事件。因此他的改革一定要让执行改革的人或者集团取得部分利益，为此不惜“捆绑销售”。
    根据他的经验，只要有了明确的好处，执行改革的人就会有动力去推进，哪怕有一天他高务实不管这茬了，这制度也能继续推行下去。
    当然，任何改革都是要跟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封建时代的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搞不了社会主义，不可能一步到位、一劳永逸。不过，那要么是将来下一步改革要做的事，要么甚至不是他高务实此生能见到的，只能相信后来人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去解决了。
    这个“详细说明”呈上去之后，又等了两天，皇帝依旧没有批复，但却把高务实召进宫中当面详谈了一个下午。之后，司礼监终于批红了票拟，虽然没有同意全国施行，但却准许了“南北直隶率先试点”。
    试点，这个做法似乎成了实学派二十年来改革的标配。从高拱时代开始，实学派许多改革措施都是先做试点，试点效果好才开始逐步推广的。这一次高务实托名官员加薪、实则施行分税制的改革也按照这个套路走了，倒也不错。
    这件事实上影响巨大的大改革，就如此在满朝上下的默许下波澜不惊地翻页了，而此事刚刚尘埃落定，朝鲜方面忽然送来了一道请求册封的奏表。
    要册封的当然不是朝鲜国王李昖，他这国王干了许多年了，早在登基之初就经过大明的册封，合法性毋庸置疑，不必多此一举。
    现在朝鲜请求大明册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