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元辅》抚辽东第276章伐元(卅六)唯有一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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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已经是半天过去了，明军下午有何动向？”吩咐下面人搭好帐篷准备过夜的布延台吉匆匆找到布日哈图，问起了最新情况。
    布日哈图此刻本在地图面前沉思，对于有人闯入却不以为意，这支军队毕竟主要是布延台吉的本部，除了这位黄台吉之外也不会有其他人敢直接闯进他的营帐。
    不过布日哈图并未第一时间回话，而是头也不回地招了招手，道：“黄台吉来得正好，且看这幅明军的堪舆图……可真是精细呐。”
    布延台吉有些诧异地上前，看了一眼，很快将周边形势对照了出来，沉吟道：“这堪舆图莫非是之前从明军夜不收尸体上搜来的？精细是精细，只是地区小了点。”
    “小点是自然的。”布日哈图不以为意，解释道：“明军有地区很广的堪舆图，就像这幅图一样精细、准确，可惜的是我费尽心力也没能搞到手。
    至于这幅图，显然是明军刻意只取了大图的一小块，也就是夜不收可能侦查的区域，这么做也正是为了防止其图落入我蒙古之手。对了，黄台吉可知道，这些图是谁人所做的么？”
    “该不会也是那高太师吧？这厮可真是什么都会，令人生厌。”布延台吉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是不是高日新本人所作不重要，不过据我了解，明军这种新式堪舆图都是京华提供的，算是集汉人数千年绘堪舆图经验之大成，着实了得。”布日哈图赞许地道。
    布延台吉撇撇嘴：“画个堪舆图有什么数千年之大成的，无非派更多的人去做罢了。”
    布日哈图虽然没有回头，但却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还是忍了下来。略略过了一会儿，才重新平心静气地道：“聪明或为天生，智慧却需传承。”
    布延台吉想到布日哈图被父汗派来自己身边的意思，不得已放低身段，道：“那这明人的堪舆图又有什么讲究么？”
    “汉人从何时学会绘制堪舆图，这一点我也未曾详细考究，不过在《史记·夏本纪》中便有记载曰：‘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可见远在夏朝之时，汉人的祖先便已经懂得用准绳和规矩来测绘地形了。”
    布延台吉沉默了一下，忍不住道：“摊上个好祖宗罢了。”想了想又觉得这话在他嘴里说出来不太对劲，他自己不也是因为摊上个好祖宗才有现在的地位么？因此又干咳了一声，没再多言。
    布日哈图同为黄金家族后裔，刚才这话就当根本没听见，而是道：“《史记》这书有时候过于弄玄，其所记载曰夏朝便会测量山川河流，我以为未可尽信。不过，但这句话里提到的准、绳、规、矩，倒的确是当时汉人测量山川河流所用的四样工具。”
    布延台吉没什么感想，无可无不可地“哦”了一声，表示听到了。
    布日哈图也不计较，继续道：“夏时之事太玄，真假难辨，不说也罢。具体到可以证明汉人有绘制地图记载的文献，可以在战国时代的记载中大量找到。
    如《周礼·地官司徒》中便说：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
    布日哈图本来是在说地图的事，但布延台吉这一次反应却很大，闻言变色道：“地官，大司徒？那不正是高日新此刻之职司么？我就说这幅图怎么和以往所见相差甚大，果然是此人为之。哼，标新立异。”
    布日哈图淡淡地道：“与其说标新立异，我以为不如说是推陈出新、自成一家。”但不等布延台吉再说什么，他又摆手道：“先不说这个，容我将汉人堪舆图在高日新之前的发展说完。”
    布延台吉只能闷声闷气地“嗯”了一声。
    “由方才所言可知，汉人在周时就已经对地图的重要性有了一定认识，并指派为大司徒的一项重要职责。”布日哈图道：“不过具体到绘制地图的方法，先要说起一个人，这个人叫裴秀。”
    “哦……”布延台吉想了想，但很快放弃了，摇头道：“没听说过。”
    “无妨，我来为黄台吉细说。”布日哈图当然知道以布延台吉的水平不可能知道此人，很快向这位黄台吉解释起来。
    他说的这位裴秀活跃于魏晋禅代之际，河东人，裴潜的儿子。看过三国志的人几乎都知道他。此人本是个任性少年，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而且是真的放纵不羁爱自由……魏晋风骨的那种名士嘛，懂的都懂。
    后来他与贾充、荀顗作为司马氏的三驾马车活跃于当时，其做过最刷存在感的事就是曹髦死后，他提议迎立曹奂。
    其实裴秀这人在少年时……嗯，有点像个键盘侠，喜欢对时事发表意见。当时家里有客人来，看他爸的面子上倒也会听听裴秀的高谈阔论。
    但后来出了一件事，使得对机械设计一窍不通的裴秀去喷马钧设计的投石车。马钧这位技术大佬属于典型的工科男，会做事但不善辩论，也就没怎么搭理他。
    当然，裴秀这人虽然比较目中无人，喜欢发表意见，是个异常自负的喷子，但人家敢这样做，除了出身条件够好之外也有一个另外的原因，那就是智商确实高。
    泰始四年，裴秀任西晋司空；泰始七年，裴秀嗑了一大包五石散后喝冷酒，把自己活活嗨死了。然而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他就任司空到“因故去世”这期间，只有短短三年。然而就是在这区区三年中，裴秀就成为了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地图学专家和地理学家之一。
    为什么断定他只用了三年呢？因为之前裴秀的工作内容实在是都和绘图毫无干系。面前有可能接触地图学的机会，只有他给司马昭当小参谋那几年，而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司马昭身边帮着祸害人。
    不过要介绍裴秀的成就和贡献，显得介绍一下古代中国人绘制地图用的工具。包括刚才布日哈图已经提到过的那四种在内，可以确定的地图绘制工具有这么几种：规、矩、准、绳、表；丈杆、罗盘、望筒、度竿；记里鼓车、丈量步车。
    古人测绘地形，基本上就靠这十一种工具，其中罗盘、望筒和表，是用来测量方向的，余下八种功能各不相同。
    当然，众所周知罗盘是北宋发明的，所以在裴秀那个时代还没有，他们用的是相对更加原始一些的司南和地盘。
    地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块石板，上面有四维、八干、十二支，二十四个方向。然后有一个做成勺子形状的磁石叫司南，放在上面，然后……然后就抽它丫的。抽到它旋转后停下，所指的方向就是南边。
    这听着很熟悉对吧？后世之人基本上都在科教节目里见过。但其实这东西摩擦太强，有误差而且误差还挺大，因此在罗盘出现后就被取代了。
    对了，以上提到的十一件工具里头，有一件是到了明朝才发明的，就是最后那个丈量步车，是结合绳尺的另一种设计。简单的说就是架着这个车往前走，可以比较准确地记录下自己走了多远。
    扯远了，回到刚才说到的裴秀老兄，他具体有什么贡献呢？有什么资格在三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地图学专家之一？
    这位老兄的第一项成就，是他根据《禹贡》绘制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第二项成就，就是裴秀正式提出了地图绘制的理论基础，即所谓“制图六体”。
    《禹贡地域图》十八篇至今已经全部散佚，不复可见。不过，制图六体的内容依然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裴秀第一次将地图制作规范化，为后来者提供了很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他的理论基本涵盖了所有地图制作需要考虑的要素，此后地图制作有迹可循，有辙可依。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理论全都是裴秀自己在实践中总结摸索出来的，因此格外靠谱。
    《晋书.列传第五》的裴秀传中对以上内容有长篇古文描述，大家估计懒得看，这里就不引述了。总之其大概意思就是说，绘制地图有六个重点，分别是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用现代汉语稍微翻译一下，即制图有六个原则：第一个是分率，用来分辨距离和面积；第二个是准望，用来确定地物之间的彼此关系；第三个是道里，用来测定道路里程数；第四个是高下，第五个是方邪，第六个是迂直。这后面三个需要因地制宜，主要用来校正该地形是否险恶，要在地图上一目了然分辨得出。
    但是以上这些虽然在当时而言非常具有跨时代意义，极其先进，但也不是完美的，还是有缺陷，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并没有涉及到经纬度的关系。
    这和中国人的制图思维有关，中国古代地图一个特点就是越靠近中心位置，其绘制得就越准确，而越远的地方就越容易有误差。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文化中心在当时一直处于内陆，远离大海，所以古代中国人没有地形曲度的概念。本来，这一点要等到利玛窦来华，引进欧洲数学理论才会有所改善。
    然而现在大明有了高务实，一切就不同了。不再是因为利玛窦的到来而改善，而是由高务实以京华为抓手，由负责陆路商贸的京华商社与负责海贸的两洋舰队联手配合，直接进行了完善。
    京华的地图不仅明确了后世所熟悉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规则，还搞出了“等高线”、“经纬度”之类标系，甚至还强化了更加严格的比例尺，避免以往中国古地图的一些问题，如城池在地图中显得贼大，比例完全失真等情况。
    不过布日哈图虽然耐心解释，但布延台吉显然并不怎么领情，皱眉问道：“地图画得好一点，虽说对打仗是有些帮助，但执政话里话外却似乎想说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功业……恕我直言，只要有朝一日蒙古再次奋起，打败明国之后，这些东西不都是咱们的吗？他们会画图，那就让他们去给咱们画好了，何必羡慕。”
    布日哈图大摇其头，心里其实也有些失望。布延台吉相比图们汗而言还是太幼稚了，或者说看问题太浅显了。
    图们大汗在这些年和与高务实的对抗中明显发现了学识的重要性，也开始支持自己以大明的某些做法为蓝本进行改革。然而布延台吉的脑子却还停留在二百多年前，以为快马利箭就能使明人屈服，继而统治他们，将他们的学识引为自己所用。
    现在，自己那个大计划在整个察哈尔还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