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宋末之山河动》第１６５７章擅者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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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宋太祖基于自身的政治基本盘选定“重文轻武”的道路，本是无可厚非。但除了得到君主青睐的士大夫集团、在国家制度框架上形成对武将阶层的压制外，更凭借着对舆论的掌控，树立起一个又一个“文臣知兵”的形象，一点点从根本上瓦解了武将集团的自信。
    武将们呢？他们在“重文轻武”的魔咒禁锢下，逐渐失去了精气神，成了赳赳武夫，在“文臣知兵”的大环境下任由摆布，成了冲锋陷阵的工具人。所谓“好男不当兵，好贴不打钉”。最优秀的人才是一心一意科举做官，不愿意去当兵，毕竟武职空间有限，地位又低，实在是挺郁闷。
    但世道好轮回，大宋武将集团的衰落，终究导致了国家危机不断，在经历了与辽、金、元三个王朝不断的战争后，终于闹得家破人亡。而报应最终落到了赵昺身上，他不得不以稚童年纪登基，为复宋艰难奋斗。
    赵昺十分清楚大宋延续二百多年的重文轻武政策，在战乱时期必须改变，不能让人家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玩命儿，还把人家当孙子。所以他在开府之后便努力扭转这个局面，不仅是体现在待遇上，主要还是政治上，以此来抬高武人的地位。
    而要延续改变二百余年的政策谈何容易，‘轻武’的观念早已自上到下深入骨髓，甚至连武人自身都认命的状态下，赵昺的提出‘文武相济’的用人原则，以改变当前的形势。当然要改变业已形成的传统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战争中武将纷纷叛离的状态下。
    因此自赵昺登基十余年来，他通过实施文武同阶，削减武阶，军政分开及官制改革等措施，使得武将也可以有机会参与国家决策，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但是每一项改革都会遭到文臣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不想放权给武人集团。
    上层官僚尚且抵制，底下执行起来必然也是困难重重。而今天几位只是文官系统最底层的监当官酒后的无心争论，正是文官集团内心的普遍反应，仍有以文御武，篡取军功的心思，老祖宗留下的重文轻武流毒仍难以清除，以致这些小官们的言行仍然时有流露……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朱瑜眼见谢斌在王钦咄咄逼人的言语下难以抵挡，出言帮腔道，“韩、范两位乃是我朝贤相，西夏入寇他们领军讨伐，打得其闻风丧胆，不敢犯界，其能不逊于诸葛孔明！”
    “呵呵，他们不提也罢，实在是两个伪君子！”王钦冷笑着道。
    “韩、范两位大贤文可治理地方、辅佐君王；武可定国，稳定边疆。这皆是史书有载，百姓爱戴的贤相，王兄怎能妄言诽谤！”谢斌着恼道。
    “不要为那些所谓的典籍所迷惑，便说韩琦奉旨抵御西夏进犯，他好大喜功擅改安边之策出兵西夏，又枉顾粮草不济的事实，一意孤行令任福孤军深入。结果中伏兵败，十几万将士葬身好水川，其却诿过于战死疆场的任福，令大宋将士寒心，再无进取之心，他不是伪君子又是何物？”王钦有些激动的反驳道。
    “明明是任福好大喜功，韩相在出兵前还特意叮嘱再三，令其：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要知道韩琦三朝为相，乃是后辈读书人的楷模，被王钦如此贬损也按捺不住与其分辨道，“反而是任福小胜几阵，便违背帅令轻敌冒进，以致中伏，不仅自己阵亡，还连累了十几万的将士！”
    “真不愧是读书人，巧言令色，歪曲事实都是把好手！”王钦怒道，“韩琦此意明明是是特令任将军深入西夏境内之后，能战则战，不能战也不得退兵，若违令即使有功，也将以违抗军令的罪名处斩。而今却被尔等曲解成这样，哪里还有天理。”
    “此事早有定论，难道仁宗也昏聩不堪，委过于他人吗？”朱瑜言道。
    “呵呵，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王钦听罢，干笑两声，面对此言他不敢再辩，否则便是授人于柄，喝口酒闷声道，“只是不知韩相回军见到沿途阵亡将士妻女兄弟着缟素持故衣，焚烧纸钱为烈士招魂有何感想。”
    “你……”朱瑜知道这首诗正是谋划了好水川之战的陕西落地士子张元所作，用来讥讽韩琦虽然是科举榜眼，还不如他这个落第举子，其中也有暗讽他们纸上谈兵之意。
    “好了，喝酒，何必为陈年旧事扰了兴致！”赵昺见双方剑拔弩张，连忙打圆场道。
    “黄队正，你来评判下孰是孰非！”谢斌拉了下朱瑜让其坐下，看向赵昺问道。
    “呵呵……”赵昺也轻笑两声，却没有立时回答。
    此事以赵昺结合后世所知来看，那首夸赞韩、范的民谣出自何人之手今天已无从考证，从与西夏政权的交战记录来看，所谓“西贼闻之心胆寒”的韩琦，实则是个“送人头”的高手。
    按理说，面对游牧民族来势汹汹的攻势，中国历史大多数名将所采取的战略都是先依托边境的堡寨迟滞对手的攻势，等待对方师老兵疲之后，再集中已然集结起来的优势兵力展开攻击。但偏偏韩琦就是不愿意走这样的“老套路”。
    为了谋取个人政绩，韩琦到任陕西前线后便不顾宋军屡战屡败的现状，制定了“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的进攻计划。而不等韩琦正式出兵，西夏的李元昊就打上门来，在部队尚未完成集结的情况下，他便已命部将任福率军去截断李元昊的退路了。
    即便当下让赵昺来看，用一支装备火器的马步混编的地方军去迂回包抄以骑兵为主的西夏军队主力，他也不敢。所以韩琦的这一部署可称得上“有创意”，至于其在任福临行前的叮嘱，他以为后人是断章取义，歪曲了本意，否则戎马半生的任福不会面对优势的敌军坚守不退。
    事实上很可能是在任福一路上取得了几场小规模接触战的胜利，但这点成绩显然无法完全满足韩琦的要求，只能带了几千骑兵不断向前突进。直至在那个名为“好水川”的地方，遭遇到了李元昊所部主力。
    后世很多讲述那场战役的文章，会刻意强调西夏军在预设战场附近故意留下几只大木箱子，起初宋军听到盒子里有异动还不敢轻动。直到任福抵达，强行命令士兵将箱子打开。结果数百只禽鸟同时飞跃而出，为西夏军队指明了宋军所在的位置，并发出了合击信号。
    这个堪比“潘多拉魔盒”般的小故事，韩琦成功把“好水川之战”失利的责任推给了任福，仿佛不打开那些盒子，宋军便不会被发现，更不会被围歼。但事实上，抵达好水川之前，任福所部为了执行韩琦的战略部署已经连续展开了数日的强行军，最后几天甚至断粮。
    面对转入内线作战而兵力、士气都占据优势的对手，任福没有丢下自己的袍泽，而是以“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的决心挺身死斗，最终战死沙场。而韩琦也只是简单的被调职他用，不过几个月便风风光光地杀了回来。
    至于在韩琦的必经之路上，“好水川之战”中战死的宋军亲属，拿着旧衣、纸钱招魂，上演一出生离死别的人间悲剧，但又有什么关系？只要战报写得好，皇帝不在意，韩琦依旧是那个“西贼闻之心胆寒”的军中“一韩”。
    因此若让赵昺来评论韩琦的功过，其确是一个政治家，却非一个军事家，甚至算不上一名合格的将军，但面对眼前这三个人，却难以实话实说。要知隔墙有耳，自己的话若是泄露出去，等于自己这个皇帝否定了前人对韩琦的评价，又把仁宗皇帝置于何地，不定会引出什么轩然大波呢！
    “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赵昺想想答道。
    “此是何意？”王钦有些蒙圈，看看朱瑜二人问道。
    “黄队正的意思是‘擅者为之’？”朱瑜愣了下才道。
    他知道其这句话出自《宋书·沈庆之传》，南北朝时期，刘宋文帝刘义隆又想要北伐，跟随檀道济参与过第一次“元嘉北伐”、深知其中凶险的沈庆之连忙谏言劝阻。刘义隆自己说不过，便授意身边的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上前施展话术，沈庆之见状也只能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说出了一段话。
    “嗯，既然朝臣分文武，自当各司其职，以擅长者来做擅长的事情！”赵昺点点头道。他来自现代，而那时的社会分工已经是更加精细化，外行领导内行已经难以行得通，那么自然是“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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