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人物演义》第一卷袁世凯第163章曹汝霖之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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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袁世凯总觉得自己有话要说，不久，又密谕给各省的文武长官，全文如下：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
    “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隈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
    “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
    “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杳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事起，举朝失措，列强响应，瓦解土崩。
    “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
    “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平，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国事粗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得甚大。
    “日本利欧洲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日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
    “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利权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
    “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六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惶恐，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逐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
    “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本进行，断无中止。
    “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峙，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经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凡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鉥心神，力图振作？傥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天幸未可屡邀，神州六沉，不知死所。
    “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至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者，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力，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
    “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漠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鍼肓，期有起色。
    “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习职守，协力程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
    “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
    “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憍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
    “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日**与袁世凯谈廿一条时，国民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主张暂时停止反袁，“俾袁可以专心对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等联衔发表通电，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间不予干扰。
    而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发表通电，附和黄等主张，电云：“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之对**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
    这样的一些主张，中.山先生是不赞成的。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遭国人责难。
    孙中山复电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的示威庆贺。
    北京城内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
    内务部竟命令警察厅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日侨居往地区附近的中国居民。
    五月十三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许多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欲作示威反对的游行，以阻止日侨提灯庆祝。
    全汉口商店停止夜市，闭门熄灯，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来还是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日舰上。
    事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竟以汉口暴动反日为理由，向袁**提出警告，袁**也郑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为了谋求外交助力，有意将交涉内容漏泄于外，以争取各国同情与暗助。同时，利用国内的舆论和民气，给日方施加压力。如暗中授意一些有背景的报刊披露一些有关日本提出“灭亡中国”条款的消息，让报章刊登一些抒发爱国反日言论的文章，借以鼓动各界发起抵制日货与救国储金运动，为**交涉提供支持。
    而自“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后，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致使日本对华商品输出锐减。
    “二十一条”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各大城市爱国团体奔走呼号，集会游行，誓不承认卖国“二十一条”。上海各界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表示拒日到底。上海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各地青年学生组织团体，呼吁抗日救亡，掀起规模巨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将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日置益向袁政.府施压，要求袁政.府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
    袁世凯害怕全国的形势失控，不敢任由这种反日情绪膨胀。
    六月十六日袁世凯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撤换。
    同时，一面下令说：“遇有乱党借故暴动以及散布传单，煽惑生事，立即严拿惩办。”一面授意参政院通过《惩治国贼条例》，于六月十六日明令公布。
    《惩治国贼条例》中有“取缔中国实业家与外国人签订条约”的一条，此又引起了日中公使于七月八日提出强硬的抗议，袁政.府费了许多唇舌才敷衍过去。
    在强烈反对签订签订“二十一条”的呼声中，全国各地还喊出了惩办卖国贼的口号。被点名最多的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主持谈判的陆徵祥当然也不能幸免。
    陆徵祥刚进入外交界时，正逢《马关条约》一案。许景澄曾痛心地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
    出任外长后，陆徵祥请林琴南写了“不忘马关”几个字挂在办公室，提醒自己勿忘国耻。
    《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他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或许，大家都清楚陆徵祥是被临时推出的，是被迫签的字，更多的时候把矛头指向了，被认为是亲日派的曹汝霖。
    全国各地纷纷电请：“诛卖国贼曹汝霖以谢天下”，
    吓得陆徵祥和曹汝霖都通电辞职。
    陆徵祥的通电中有“曹次长误签四字，益费踌躇”。曹通电则说：“此案和平了结，一出于大总统之独断，一出于各总长之公意。……日使要求第五项尤力，经用电话请陆徵祥总长向主座请示后，方敢加注容日协商。”关于加注“容日协商”四字，袁说曹未请示而擅自决定，曹汝霖则说是请示后而行。
    其实签已经签了，加不加这四字，已经没多大关系了。
    曹汝霖（1877年—1966年），字润田，祖籍浙江，民国初年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
    曹汝霖在回忆录《一生之回忆》中对这段历史记述道：“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日本提之二十一条，议结者不满十条；而第五项辱国条件，终于拒绝而撤回。会议结果，虽不能自满，然我与陆总长已尽最大努力矣。”“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
    曹汝霖所撰《我与廿一条》，提供了很多细节资料，现附录于下：
    余就职（外交部次长）之二年，即民国四年一月，我国全国统一，各国正式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