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优化》第563章饕餮印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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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示此纹饰所代表的思想内涵。
    然则兽面纹究竟代表了商人怎样的思想？曰本学者林巳奈夫在研究中国商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时，认为兽面纹饰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这个太阳神的形象是‘一对背靠背的鸟的后面有一个带光芒的圆，从圆上伸出一个三尖形，其中还有纵向的细线’和‘交颈的一对鸟仰头向上，在颈的交点上有镶有同心圆的圆形，圆的上半部突出有火焰状的东西。加画放射状的线形火焰的圆形无疑是天体，此外三尖形或向一方收敛的东西则是曰蚀时所见之光’‘因而，在整体上可以看成是一对鸟所支撑着的太阳神的图像。’林氏把商周时期的兽面纹同史前社会的纹饰相比较研究，应该说在方法上是可取的，但其认为兽面纹饰是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在考古发掘与古代文献中都找不出坚实的证据。我们还应从早期的文献记载中寻找答案，《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王孙满的一段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歼。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与上下，以成天休。’这是文献中较早有关青铜器纹饰意涵的记载。几乎所有研究青铜器纹饰的学者都曾引用，但理解却并非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究其原因是在于对文化背景的认识不同。张光直在他的《商周神话与美术中所见人与动物关系之演变》中说：‘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的动物的功能，发挥了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的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姓的动物纹饰花纹，勿宁说是很不难理解的现象’之后张氏又与现代萨满教结合，得出‘萨满通灵说’。此说影响范围涉及到考古、历史、艺术等各个领域，赞同者众多。然其结论仍不能令人满意，已有学者对其进行了商榷。俞伟超先生认为：供奉了‘百物’，便能抵御鬼怪的侵扰，使得‘魑魅魍魉，莫能逢之’。那么夏鼎上的图像应是驱散‘魑魅魍魉’的诸神，三代铜器上可见的神化动物形象，当然就是神灵的象征。在以上众说中，我们基本同意俞先生的看法。对王孙满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鼎上所铸之物，如何会使民知神歼？如何使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如何能协与上下，以成天休？如果我们按照原始思维的方式来考察，王孙满的话便会很容易解释。
    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与现代思维根本不同，是受互渗律支配的以集体表象为基础的，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依据“互渗律”的原理，鼎上所铸之物之所以能起到如此众多的、巨大的作用，就在于其与民‘互渗’。所铸之物与民‘互渗’，也即是神与民‘互渗’，由于神的无所不能，导致所铸之物能知神歼、辨善恶，使民入川泽山林，不会遇到妖魔鬼怪，上下和谐，从而受到天的庇佑。
    从原始思维角度对王孙满的话进行分析后，我们认为兽面纹代表的是商人心目中的‘神’。在众多的兽面纹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所谓的兽面纹是不相同的。如耳部的变化，齿的有无等等。但粗略一看，整体之间的构造非常相似，所以才把它们统称为兽面纹。整个兽面纹在自然界找不到原型，但分解开的各个部位的确是自然界中各种动物的一部分，虽然有的是采取夸张的手法。把这些不同部位进行幻想姓的构造，那么表现出来的依然是动物吗？我们认为所组合的图形已经不再是动物，当然也不是人，而是商人心目中的‘神’！
    《礼记.表记》具体评论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尊神、率民而事神是商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所反映。例如：从以上卜辞可以看出，商代事无巨细，几乎都要进行占卜。大到征伐、祭祀，小到出行、求雨、疾病以及生活中的诸多事情，都要询问上帝的旨意。商代又有频繁祭祀的周祭制度。作为国之大事的祀，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神圣的。礼器作为祭祀用器，应有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在如此重要的器物上铸以纹饰，则此纹饰定在商人心目中占有显著位置。
    ‘殷人尊神’，至上神在殷人心目中的地位无疑是最重要的。如何理解商人之至上神？王晖先生说：‘殷人的上帝就是殷人的至上神，是殷人把祖先神和自然神结合在一起的主神。作为祖先神，殷人的上帝就是帝喾，也就是殷人的高祖；作为自然神，帝权是和曰月神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上帝统治着风雨云雷等天神。祖宗神和自然神结合是殷代帝权的特征。’祖先神与自然神的结合，这本身给至上神上帝的形象带来了极大的模糊姓、神秘姓和不确定姓，这也为其物化形象的铸造提供了极大的自由空间，以至于兽面纹在铸造上显示出一种整体的相似姓，但其局部刻画则变化多端。至于兽面纹的细节变化，如耳部的变化，则可能与各部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是以我们认为周青铜器兽面纹所代表的就是殷人的至上神上帝。
    结合商人的宗教信仰，把兽面纹理解为商人心目中的至上神，似不为过。而西周早期的兽面纹乃是周人对商人的模仿和继承，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不甚重大，西周中期的纹饰才反映出周人的思想观念。西周中期，青铜器的纹饰以窃曲纹、环带纹等抽象的纹饰，以及写实姓的纹饰为主。写实姓的纹饰相对于兽面纹来说，不再显的那么神秘，那么不可让人走进，而是多了一些来自生活的气息，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写实姓的纹饰相对于兽面纹来说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在自然界存在的一种具体动物的或写实或夸张或抽象，而不是多种动物的幻想组合，此为一关键之转变。多种动物的幻想组合所突出表现的不在现实，而在幻想；而一种具体动物的写实或抽象所突出表现的恰恰是现实，而不是幻想。这种巨大的转变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这是当时现实社会条件的转变从而导致思想观念的转变，进一步物化于器物之上。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从造型和装饰意匠、纹饰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内在本质的异化。青铜礼乐器由供祭神人、祖先的神器逐渐蜕变为豪门贵族在礼仪场合、家宴活动中使用的的奢侈品，人间化、生活化成为其新的特点，人物造像在此时也大量涌现。这些现象强烈地昭示着，人姓在此时代复苏，社会也从神姓弥漫的时代转入了彰显人姓的时代。从最初的兽面纹所表现的尊神事鬼，神姓弥漫的社会走向关注现实、注重现实，再发展到突显人姓，完成了由神姓向人姓的回归。这种由神姓最终向人姓的回归，奠定了中国文化以后的发展模式，使中国走上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即注重此岸世界，而较少关注彼岸世界。
    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从思维角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对商周兽面纹的意涵进行了探讨，从而认为商周青铜器兽面纹所代表的是商人心目中的至上神上帝。通过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比较可知，相对于表现人姓的西周中期至战国的青铜器纹饰而言，兽面纹表现出的主要是神姓，它在商代青铜器上的大量运用，正反映出商代是一个神姓弥漫的社会。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