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小世界》第一千五百二十二章失去联系（‘五四’青年节快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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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遇上一些当官的人的时候，都会放不开手脚，这和外国完全两样，在外国，普通人就算是遇到总统什么，很多人都能够很平静的去对待。
    那么为什么中国和外国会有着这样大的区别呢？其实这里面和中国几千年来的士大夫文化传承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加强他们的管理，提高他们的身份，因而人为的把人分为士、农、工、商这四个层次，不同的层次有着不同的地位，一旦某一个层次的人想要越过他所在的层次，就会受到很严厉的处罚，严厉到甚至是杀人。
    士:始指商、西周、春秋时最低级的贵族阶层。惟周初的士占有土地和奴隶。春秋的士在军事上是军队的主力，政治上任卿大夫的家臣，经济上或有食田，或有俸禄。
    春秋战国期间，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动，失去了贵族特权，取得了小块土地所有权，逐渐转化为地主阶级或自耕农的一部分。同时，出现了大批专门以思想、教育为职业的文士，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开始形成。
    《书.酒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尔典听朕教。”
    《诗.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转予于恤，靡所底止。”
    《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左传.昭公七年》：“大夫臣士，士臣阜。”杨伯峻注引俞正燮《癸已类稿.仆臣台义》：“士则卫士之长。
    农：亦称“农人”、“农民”、“农夫”等。包括自耕农、佃农和雇农。
    中国封建时代主要的生产者，中国历史上受压迫受剥削的基本阶级。春秋时隶属于封建领主，其地位和奴隶差不多。战国始受地主统治。
    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方式，赵宋之前以劳役地租为主，之后则以出租田地榨取实物地租为主。
    《诗.小雅.甫田》：“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我取其陈，食我农人。”
    毛传：“尊者食新，农夫食陈。”
    《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国家，百官具，农工皆有职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汉书.食货志上》：“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晦，百晦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夕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七一九引《黄志》：“上农资累巨万。次农自足产业，不仰给于人。下农无寸土一椽，全仰给于人。”
    工：各种手工业者，就比如是匠户。
    商：顾名思义，就是商人。
    中国古代社会把人大致分为“士农工商”这几类。最先出现这几个字汇的文献是《管子》：“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由此可以认为。士农工商的分类大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士农工商当中，士地位最高。商地位最低。一般的理解是这样的，士大概就是德行不错的读书人和管理者，农大概就是咱们现在农民，工大概就是从事手工业的人，商大概就是商人了。
    缘何士的地位最高，而商的地位最低呢？好多人认为这是儒家腐朽思想所致，并以此为根据来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最先在中国生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大概就是认为儒家不是个好东西。士农工商也是糟粕，也是毒害中国人的。
    其实，儒家“士农工商”四等划分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重农轻商”的理论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展进程中，大多数的时间维系了社会的正常展，到了封建社会展的末期，才转变为社会的阻碍。
    下面我们来详细的谈一谈儒家“士农工商”四等划分的原由和依据。
    一、“士”这一阶层所代表的是读书人、文化人，读书识字并参与国家考核的称为“士子”。
    儒家将“士”列为第一阶层虽然有自抬身价的嫌疑，但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生儒士”几乎完全占有了知识份子阶层，其他阶层则基本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状态，作为掌握知识和学问的唯一社会阶层。“士”成为第一阶层本身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特别是那时候的皇帝，他的普遍观点是“吸引儒生、拉拢儒生、利用儒生、改造儒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皇帝的皇位才能够坐的安心。
    二、“农”凌驾于“工商”之上成为第二阶层。“重农轻商”的思想是广收诟病的一条，认为正是这一思想妨碍了工商的展进步。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历史的大环境，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才是历史的真实。
    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在失去生存的大前提下，谈什么都是空洞和无用的。
    异常低下的农业生产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作物品种原始，对农业病、虫害防治能力低下，导致农作物单位产量低下，查一查历朝历代的农业数据，就可以了解一个大概，或者简单比较一下建国初期的亩产量和现在的亩产量也可以作为参考；
    、单位农田面积获得产出所需要的劳动工作量大――耕地、播种（插秧）、灌溉、施肥、除草、收割、加工（打谷、磨面）等等，劳动方式原始，基本依赖人力（少量使用畜力），对农业劳动力人口数量的需求高；
    、对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更为低下，旱灾、水灾、蝗灾对农业收成带来的影响是致命性的。
    、农产品深加工和储存手段原始，丰年的余粮并不能长期积蓄起来以应对灾年的危机。
    人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生存得不到保障，还有什么可谈呢？大灾之年，更是往往演变为动乱之年。农业生产率的水平，代表着农业人口可供养其他人口的比例和数量。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任何过度抢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除了灾难还是灾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儒家重视农业生产的出点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采取的措施包括了“限制农业人口流失”――压制工商，控制人口迁移；“鼓励生育，重男轻女”――不过在增加劳动力资源的同时，也增大了社会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总量；“屯田开荒，增加农业人口比例和耕地面积”――“民屯”、“军屯”往往都是开垦的荒地，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增大农业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总量以供养更多的其他人群，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足以迅改变社会人口的比例构成。
    儒家“重农”的思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非常正确的政治决策，而且是社会稳定展的基石，将“农”列为社会第二阶层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轻率地批判儒家“重农轻商”是缺乏的历史常识的表现。
    其实有两个异常真实的例子就摆在大家面前，新中国建国后开始了中国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一个“大跃进”的错误思想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其结果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中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援外之类的因素只能算是加剧危害程度的辅因。
    中国前两年刚刚出现农业生产形势恶化的苗头，中央马上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通过政策调整所产生的“经济杠杆”作用调节社会经济的总体结构，解决农业问题――难道你会认为中央的决策层还没有摆脱“重农轻商”的思想吗？
    “农业为国之根本”，这是千万不可以忘记的真理呀！
    三、“工”作为社会的第三阶层，负责了社会其他生活物资和劳动生产工具的生产和改进。
    除了吃饱肚子之外，人们还需要必要的生活用品和其他生活物资，进行劳动生产也需要工具，他们虽然并不出产果腹的粮食。但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儒家将他们放在了第三的位置。
    儒家并非不了解“工”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一句话是儒家常常引用的，儒家反对的是“工”在“奢侈品”、“享受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奇淫巧器”四个字本身就反映得很明白。
    只是后来常常被用来比喻从西方引进的新鲜事物（引进的事物中确实存在许多并无实用价值的“淫巧之器”，出于中央之国“妄自尊大”的思想蓄意贬低，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价值等多方面的原因），并导致了中国的落后，结果这四个字的本意反而被遗忘掉了。
    四、“商”成为了第四阶层，于是大家就以为儒家贬低商人，并将其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
    其实这样的理解是很片面的。没有商业行为和社会产品的交换，社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儒家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才将“商”作为社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加入到“士农工商”的行列中来。
    在“士农工商”以外。僧道尼、奴仆（尤其是太监）、盗贼、乞丐、娼妓、优伶、王八、吹鼓手（乐师）等等，才是儒家真正鄙视和反对，并将其打入社会最底层的（僧道尼、太监之流除外。因其存在的特殊性和往往受到帝王的重视，儒家只能偶尔地打击一下。多数时间只能以清高的鄙视和不屑来获得精神上的胜利）。
    明清年代常常将犯了重罪的家族贬为贱民，改为贱性。只允许从事上述的一些贱业作为处罚，即可见一斑。
    儒家的划分依据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从事生产活动并产出实际的社会产品的地位高，任何不从事生产活动，没有产出的地位低（当然帝王将相、各级官员、儒生士子等占据了统治阶层的是除外的）――他们的存在消耗了有限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的劳动人口来供养，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理论是有其先进性和必然性的。
    商业的行为本身并不会产出任何社会产品，然而于社会又是必需的，所以儒家将“商”摆在了最后的一个社会必需阶层地位。一方面承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限制其展。
    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商”本身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商”的展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商业流通的基础是运输，但是由于交通工具的落后，商业运输的成本是相当高的。6路运输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人吃马嚼，度又慢，消耗巨大，更不要说越过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