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1902》第346章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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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百四十八章政党政治
    就在中国国家主义社会党闭幕式结束、也就是刘继业发表的闭幕词传唱全江宁的第三天，广州临时政府经过扯皮和交接，终于于8月5日正式办完了一切手续，临时国会正式北上京城、临时大总统孙文也正式通过电报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转交给了袁世凯。
    而在交接过程中，孙文等人也并未闲着，而是赶着自己还有权力的时间制定了不少政策。有些令袁世凯嘴角上翘、有些却令其暴跳如雷。
    首先是确立了以西历为基础的民国纪元。明年，即西历1912年将成为民国元年。
    在这一点上，其实同盟会内部也有分歧，像广州光复后最早使用的是黄帝纪年，黄兴便曾一度坚持继续使用黄帝纪元，但后来还是被孙文给否决了。一来、皇帝纪年动辄四千多年，使用起来并不方便，二来此纪年并不符合当时中国人之习惯，也从未在中国大地实现过。具体而言，当时广州光复时，也因为短暂采用黄帝纪年而闹出不少事故出来，并不实用。
    其次是临时国会确立了北京为民国正式首都的决定。
    与原本历史上定都南京的辛亥革命不同，本时空的这场革命由于发源广州，因此此后一直以广州军政府为中央政府、广州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临时政府所在。然而相比中国传统政治中心北京，或者是前明故都东南重镇江宁，广州地势实在太偏、各方面的劣势实在太明显，哪怕是孙文也觉得以广州为民国新首都无法令人信服，最后只能同意将国会迁往北京，只在广州留下善后委员会。这点无疑方便了袁世凯，也是他所乐于见到的。
    然而孙文随即却在交割前一天，也就是8月4日时签署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来临时政府制定的是对孙文这一大总统最为有利的总统制，却在此约法关于政体的设计时临时改弦易辙，既规定了总统的各项实际权力，又极尽可能地赋予参议院和国务员各种广泛的权力和实际的责任，以限制总统的权力，使得行政权力的划分极其混乱，成为一种介于总统制和内阁制之间的特殊的体制，表现出同盟会典型的因人设法的工具主义倾向。
    对于同盟会这点小心思，袁世凯心中自然冷笑连连，更是从一开始就对这部限制自己的《临时约法》打从心底里抱有深深的不满和不屑。
    在同盟会看来，袁世凯本非同类、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才与其达成妥协，与其说是朋友不如说是潜在的敌人，是可能‘破坏革命’的潜在犯罪者。因此必须要通过临时约法来给其套上枷锁，设上限制才行！
    南北两边的不信任感并未因民国正式成立、政权转交而淡化，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临时国会准备北上，广州的临时政府也将搬迁至北京。为了善后工作，袁世凯特意任命广东都督黄兴为善后督办府督办，坐镇广东负责稳定南方革命数省的情形，并且负责遣散南方三省十余万的军队以节省军费。
    而与此同时，各省光复后设立的革命都督也都为袁世凯所承认，包括江苏都督刘继业、安徽都督关启平、浙江都督陈其美、江西都督李烈钧、福建都督许崇智、广东都督黄兴、湖南都督焦达峰、湖北都督赵声、贵州都督唐继尧、广西都督沈秉、云南都督蔡锷、四川都督尹昌衡、陕西都督张凤翙、甘肃都督黄钺、山西都督阎锡山。
    至于袁世凯控制域内的省份，如东北三省、河南山东等地，则暂时未置都督，由袁世凯的中央政府继续掌控。
    随着和平的曙光重现中国，南北和好，各地方省份逐渐从战乱的恐慌中走出，随着国会正式北上北京准备开始进行全国选举后，政党政治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大地上。
    而对此改变，各地的各种政治势力也非常适应地开始组建各色各样的政党来：
    刘继业于7月13日在江苏改组文学社组建中国国家主义社会党，宣扬国家主义，宗旨为‘实现富强之中华民国，实行公平之国家主义’，以刘继业本人为总理。然而此党宣称并不会参加国会大选。
    南方最大的势力同盟会则于8月2日在广州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其宗旨为“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并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赵声为协理。
    各地立宪派也纷纷成立政党。其中势力较大的一为江苏张謇与刘继业‘合作’成立的统一党、二为湖北汤化龙组建的进步党、三为孙洪伊的国民协会、四为章太炎与伍廷芳在上海成立的国民共进会，全国各地更有无数多如牛毛的团体，只有二、三人便对外称党了。
    此外还有小规模的政党，如王东、徐企文、李柱中在杭州和上海以光复会的老底子于7月19日成立了中华工党，后与同期成立的，以江亢虎为总理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党，以被陈其美赶下了浙江都督位置的李柱中为总理，王东、江亢虎为协理，宗旨定为：以恋爱自由、教育平等、遗产归公为初步，以“二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与“五非”（非私产、非家族、非宗教、非军国、非祖国主义）为究竟，即个人自治、世界大同为依归。
    还有以前清旧式官僚为主的，由夏继泉于山东成立的所谓中国统一党。由于与张謇的统一党重名，因此被世人称为‘官僚党’。
    然而无论成立了多少政党，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就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政党政治都非常陌生；而少部分了解的也多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此便造成了在各党派成立伊始往往会闹出不少闹剧出来。
    比如一人同时加入数个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政党毫不奇怪、比如政党成立后却连党章也没有、比如党务大会上不同意见者互相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就连成立时间最早，最有经验的同盟会亦是如此；于8月6日的广州同盟会一次会议上，由于宋教仁反对更改政体，认为虽然自己支持责任内阁，但既然临时政府本来已经决定了实行总统制，就不应该因人而乱制，擅自改动政体。结果被革命党人马君武大骂是袁世凯的走狗，想出卖革命，然后冲上去伸手就是一巴掌，打得宋教仁左眼流血不止。
    同盟会都是如此，最后马君武连道歉也灭有，宋教仁只能不了了之，其他各党派的乱象可想而知了。
    而刘继业的国社党内也时不时地会出现些乱子。好在其组织结构和上下纪律不是如今松散的政党可比，经过几次强调党章和党纪后，其糅合程度很快就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政党。
    在乱哄哄成一片，杂乱无章的环境下，中国迎来了政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