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我是耿精忠》第二百一十二章兴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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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吾乡传得此种，多有种之者”。说明当时杭州已有玉米栽培。但当时玉米的种植并不普遍。主要分布在山区。所以《本草纲目》说：“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也很可惜的是，玉米也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推广，当权者只知道争权夺利，却是毫不关心民生问题。事实上，直到后世十九世纪以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玉米种植才走出山区，而向平原地区扩展，出现“遍山漫谷皆包谷”的景象。
    从甘薯、玉米等新作物的传入和缓慢的推广中不难看出，新作物对于山地和海涂的利用起着重要的作用，耿精忠回想这方面的信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山地和海涂的利用，便可以使得人口对于原有土地的压力有所减轻，即便以后人口激增，也不会闹起饥荒。看来，回头势必要大力推广这些宝贝了，不能就靠百姓们自己摸索。自己应该领头，成立一个农学会才是。虽然自己下令在报纸上已经经常刊登农业种植方面的信息，但是没有正确的引导，跟着做的人还是太少了。
    回去以后应该先找几本农书过来看看，好像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自己还没有看完，看来要接着看，该死，自己居然没有注意《甘薯疏》这一条。徐光启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在万历九年二十岁时，考取金山卫秀才，从此开始了教书生涯，直到万历二十五年三十六岁时顺天乡试第一，才成为举人。考中后仍以教书为生，直到四十岁前后，他的人生才发生大变化。他先是在赶考前认识了耶稣会士利玛窦，开始接触传教士。然后在传教士罗如望的指点下，加入了天主教会，教名“保禄”。次年徐光启进士及第，任翰林院庶吉士，以后又历任翰林院检讨、内书房教习、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赞善、少詹事、河南道监察御史等职。
    徐光启接触利玛窦等人以后，便开始学习探讨西方科学知识。自己译出了《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但徐光启平生用力最勤、影响最深远的，是对农业和水利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好几部，《农遗杂疏》、《屯盐疏》、《种棉花法》、《甘薯疏》、《种竹图说》、《北耕录》、《宜垦令》、《农辑》、《农政全书》等，其中主要的代表就是《农政全书》。
    六十卷的《农政全书》分为十二目，五十余万字。十二目依次为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农政全书》是继元代王祯《农书》之后，又一部大型的综合性农书。虽然，《农政全书》取材于王祯《农书》的地方很多，但从体系上比较中就可以看出《农政全书》的许多特色。其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农本、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属于政策内容的加入。
    甘薯是新引进的作物，徐光启敏锐地认识到甘薯的优越性，总结了甘薯十三个方面的优点，即所谓“甘薯十三胜”，并积极加以推广。为此，他对甘薯的栽培技术进行了研究。甘薯从福建引种到长江流域的关键问题是留种越冬。可以说，徐光启继承了元代农学家们的积极主张，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异地之间是可以相互引种的，还用宋代占城稻引种成功的史实，对风土不宜的学说做了进一步的批判。徐光启对引种失败或不愿引种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懒惰保守是“美种不能彼此相通”的根源。
    自从来到这个时代，耿精忠就并没有任何轻视古人的意思，相反，他对古人的智慧相当的推崇。先前他一直看的《天工开物》，和抱在手上的《农政全《武备志》等，就能很好的说明问题。自己总是注重商贸是发展和军事力量的建设，却是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粮食，粮食比金钱更加重要，有的时候，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粮食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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