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天》一点史料，个人对比后，认为可以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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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北圻陆路反攻作战（1884年10月—1885年4月）
    一、双方作战方针和部署
    清廷于1884年8月26日被迫对法宣战以后，虽然确定了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命岑毓英催促刘永福赶紧督军进取，又令岑毓英、潘鼎新率滇、桂各军速赴北圻战场，尽力反攻。但是，究竟如何反攻，开始并不明确。后来根据前方奏报，才逐渐确定：东线桂军进攻谅江、太原，西线滇军和黑旗军进攻宣光，并推进到白鹤、永祥附近地域；两军在太原、永祥一带会师后，合力进攻北宁、河内。10月初，清廷鉴于基隆失守，更急于攻法之所必救，电令北圻各军力图进取，“直逼西贡等处，庶使分兵西援，台湾乃可稍松”①。对此，岑、潘二人一开始就没有信心。潘鼎新当即表示：“台北吃重，此间一军前进，恐不足牵制；法方于河内、北宁增兵迎拒，西贡万难骤达。”②岑毓英也强调“西贡系南圻地方，隔顺化及宁平、南定等处，皆有法人坚守，道阻且长，万难进取。”③潘鼎新和岑毓英等固然有畏敌怯战的一面，但清廷进军西贡的要求也是当时清军兵力难以胜任的，这反映了清廷战略指导上的无知。
    法军方面，因米乐回国养病，由波里也于9月8日接任远东军总司令。当时，北圻法军计有第一、第二两旅及内河舰队等共约一万八千余人，分守陆岸（今陆南）、谅江、太原、宣光、馆司等前沿要地，兵力比较分散。波里也根据法国政府东攻台北、西取谅山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夺取谅山，得手后，再转兵西向。
    二、东线桂军反攻失利
    东线桂军奉命再度开赴北圻战场后，开始进展顺利，至1884年9月中旬，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的桂军主力十三个营（约四千八百人）进抵船头（今陆岸），10月初曾一度攻占陆岸；与此同时，记名提督方友升及总兵周寿昌等所部九个营（约三千二百人）进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区。上述东、西两路桂军“互相犄角，自为战守”。潘鼎新率淮军五营及道员赵济川一营驻谅山，“整理操练，以备两路策应”①。此外，副将马盛治所部六个营驻于牧马、新街一带，牵制太原守敌。东线清军兵力共约一万二千人，然而，“营哨各官大半代理，精壮能战者仅十之二三”②。
    这时，法军已在河内、北宁集结完毕。波里也为了粉碎东线清军的反攻，进而夺取战略要地谅山，以第二旅编成两个纵队，分别进攻郎甲、船头，以第一旅一部兵力配置于谅江附近，准备随时机动。法军主力于10月8日自河内出发。
    10月8日，尼格里率领第二旅主力约三千人进攻谅江北面十余里的郎甲。驻守该村的方友升等麻痹大意，没有做好必要的防御准备，对关系郎甲安危的南堡高地也未予以足够重视。因此，法军轻取南堡高地，随即在此布置炮兵，以密集炮火掩护主力从两侧迅速包围了郎甲村。守军仓促应战，除方友升率领一部撤至郎甲东侧高地外，尚有数百人被围于村中。清军为解救被围部队，两次由侧翼反击敌军炮兵阵地，均未成功。法军乘势抽出部分兵力进攻村北高地周寿昌部。该部兵力数倍于进攻之敌，但稍事抵抗就向观音桥、屯梅方向溃退。法军接着全力进攻郎甲村，守军浴血奋战，与敌人肉搏拚杀，直至全部牺牲。此战，清军伤亡七百余人，法军死伤百余人。尼格里也在这次战斗中受伤，暂时返回河内。波里也兼统第二旅，以一部兵力守郎甲，其余撤至谅江，后又向东增援船头。
    进犯船头的法军第二旅一部千余人，由端尼埃上校率领，搭乘炮舰五艘、拖般十余只，于10月2日离北宁，经七庙，沿陆南江（今陆岸河）前进。苏元春率领的东路清军在船头附近筑有堑壕、堡垒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在西南二十里的尼村附近配置部分兵力，防止敌军上岸。10月6日上午，法军进至尼村，舰炮齐发，与守军展开激战。清军伤亡较重，但仍竭力抵抗，终于迫使敌人后撤。此后，双方相持于船头以西地区。9日，法军得到增援，10日再次发起进攻。清军总兵陈嘉督军迎战。当法军第一梯队四个连向船头主阵地冲击时，陈嘉以一部兵力依托阵地顽强抵抗，亲率主力向法军右翼猛烈反击，将敌两个连大部歼灭，并击毙其右翼指挥官。残余法军狼狈逃窜。与此同时，法军左翼两个连仍在拚死挣扎，端尼埃也以其所控制的机动兵力在炮兵及舰炮火力支援下疯狂反扑。陈嘉见翼侧受到威胁，主动撤回主阵地。此后，战斗又成对峙状态。
    清军在船头重创法军精锐部队，歼敌二百余人，士气为之一振。法国侵略者为船头守军“这样奋不顾身地激烈作战”①而惶恐不安。但是，株守谅山的潘鼎新未能及时调部增援。苏元春在获知西路郎甲失守、后援无望的情况下，便于10月11日夜间率部撤回谷松。
    郎甲、船头既失，桂军东、西两路的形势为之大变，战局开始陷入被动。清廷力促滇、桂两军联成一气，规复北宁、河内，甚至直捣西贡的战略意图，随之成了泡影。但是，这时法军对台湾淡水的进攻遭到失败，土气为之沮丧。巴德诺声称：“尼格里将军在郎甲的胜利，在某种范围内，可减轻台湾消息的令人不快印象，但其效能，是否将被北京朝廷敏锐地觉到，尚属疑问。我们东京的远征队，距离中国边境还太远，不能使帝国政府受到严重的警告。”①茹费理也认为只有乘胜向广西边境推进，方足以“有力地引起帝国政府的忧虑”②。然而，波里也在攻占郎甲、船头之后，鉴于援兵未到，加之后方受到越南义军的牵制，无力继续发展进攻，不得不暂取守势，于是将主力撤回北宁、河内，以一部兵力在船头、郎甲一线巡逻警戒。12月以后，法国陆续增兵远东，三分之一赴台，三分之二赴越，并将北圻战场的法军改归陆军部指挥（原由海军部指挥）。在待援期间，波里也积极进行攻取谅山的各种准备，以船头为基地，修筑工事、道路，屯积作战物资。
    清军方面，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已于1884年10月底进抵宣光城下，正在竭力围攻。东线桂军也陆续补充了兵力，调整了部署：以驻谷松的苏元春、陈嘉所部十八营为中路；以驻观音桥的杨玉科、方友升所部九营为西路；以驻车里、那阳一带的王德榜所部湘军十营为东路；另以叶家祥所部淮军五营、董履高所部桂军五营驻谅山为后应。此外，马盛治所部桂军六营仍驻新街一带。以上共有兵力五十余营，约二万人。
    为了策应西线的军事行动，打乱北圻法军西守东攻的作战部署，清政府曾命令东线清军乘北圻法军转入防御之机，主动出击，先发制敌。但是，潘鼎新根据李鸿章“切勿攻坚伤精锐”③等指示，仅以小规模的出击牵制船头方向的法军，作出一点策应西线作战的姿态。12月16日，中路清军二千人在纸作社（船头东北）伏击法军巡逻部队，毙伤敌军百余人，取得了胜利。年底，东路湘军进至船头东面的丰谷，准备配合中路进攻船头。1885年1月3、4两日，丰谷清军突遭法军四千余人猛烈攻击，“王德榜督军苦战，死伤颇多，因少后门枪，且子药已尽，势难抵御”①，被迫丢弃大量物资，撤回车里。潘鼎新恐法军由那阳迂回苏、王两部之后而攻取谅山，急忙从谅山调淮军两营守那阳，并要求清廷迅速增援。
    在此以前，两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法军专注谅山，“桂军各道分防，兵力尚薄，必应由东路再增劲兵，以收犄角夹击之效”②，于是命冯子材率粤军十营，总兵王孝祺率淮军、粤军共八营，分别由钦州、梧州起程，经由广西赴越。由于谅山吃紧，冯子材以八营由上思州直接入越，协同王德榜部守东路；自率两营赴龙州筹办粮饷军械和招募新兵。王孝祺部中途哗变，溃散近半，至龙州时不及二千人。
    1885年1月底，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准备转守为攻，向广西边境大举进军。法军扬言分两路前进：一路攻谷松，一路攻车里。实则全军指向谷松，并力进攻中路。
    潘鼎新企图阻止法军进攻，命中路清军（包括新配属的董履高部五营）前出到竹山附近高地设防。2月4日，法军集中炮火轰击竹山清军营垒，随即展开猛攻。守军顽强抵御，但因仓卒移防，工事不坚，伤亡甚众，被迫后撤。次日，法军再次发起攻击，守军不支，退守谷松。2月6日，法军在炮火掩护下猛攻谷松，清军被迫撤至谅山南面三十五里处的委坡一带。
    中路清军溃败，谅山垂危。“东西两军相去远，闻调赴援，一日之间号令屡改。”①潘鼎新时而令王德榜、杨玉科等部回援谅山，时而令其仍扎原处，时而令其夜袭法军后路，最后又令其飞援谅山，但为时已晚，无济于事了。就在2月12日，法军攻占委坡，潘鼎新于当夜逃离谅山入关，苏元春随之率部退入关内。2月13日，法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战略要地谅山。至此，法军在东线达到了预期的作战目的，波里也随即于2月17日率领第一旅（约三千人）离开谅山，以便经河内赶赴西线，解救被围于宣光的法军。
    谅山弃守后，冯子材毅然以守关自任，亲率一营从龙州赶到镇南关，和王孝祺部一起拦截溃散兵丁，并急调协守东路的冯军八个营回守镇南关。可是，潘鼎新竟“告以守关无须该军，令仍顾东路”②。2月19日，西路杨玉科部自观音桥、屯梅绕道撤至文渊（今同登）。杨玉科以主力防守文渊两侧高地，自率一部驻镇南关。2月23日，尼格里指挥法军第二旅进攻文渊，守军浴血奋战，节节抵抗。杨玉科亲临前线指挥战斗，阻止了敌人的前进。但由于清军发射的炮弹多未爆炸，未能予敌以大量杀伤。午后，杨玉科中炮牺牲，守军随即溃散，退入关内。法军乘势侵占镇南关，前锋一度侵入我国境内近十公里的幕府附近。
    由于兵力不足，补给困难，加之不时受到当地群众武装的袭扰，法军于2月25日炸毁镇南关城墙及其附近工事，退回文渊、谅山。根据波里也离开谅山前的指令，法军在镇南关废墟上立一木牌，上书“……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但是，当地军民在同一地方写着：“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①以此作为对侵略者的回答。
    冯子材闻镇南关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