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天》一点史料，个人对比后，认为可以采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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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疾驰二百余里，由东路统兵回援；王德榜也率部赶回，驻于镇南关东面三十里的油隘一带。
    潘鼎新则畏敌如虎，在文渊战斗之前，即由镇南关继续后逃至幕府。2月23日，正当文渊前线激战之际，他又经凭祥、海村连夜逃到关内一百余里的龙州，由于遭到当地各阶层人民的愤怒斥责，“始乘船由水路返海村，日驻岸，夜驻船”②。事后，他竟谎报自己在文渊战斗中“督亲兵助战，枪炮声震山谷，逆党（法军）纷纷倒地”③，并诡称由他指挥各军“收复”了镇南关等等，以推卸东线反攻失利的责任。
    东线清军反攻失利，主要原因在于前敌指挥潘鼎新消极怯战，畏敌如虎，以致屡误战机。“潘军不是没有战争经验，又用新式枪械，节节败退，完全是接受李鸿章失败主义的影响。”④潘鼎新在作战指挥上，明显地犯了消极被动、分兵把口的错误。东线清军顺利进抵船头、郎甲一线以后，正值法军兵力分散、援军未到和越南义军纷起袭扰的有利时机，战场的优势和主动，基本上在清军方面。然而，潘鼎新却滞留谅山，与西线方面互相观望，消极等待，强调“一俟滇军牵制西路，此间有隙可乘”，才能“趁势袭取”⑤，使法军得以从容集结兵力，分别夺取郎甲，船头。清军被迫退守山区，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尔后，清军经过调整补充，实力大为加强；法军则因国内援军未到，宣光被围，处境相当困难，不得不转攻为守，仅以部分兵力守备前沿阵地。这时，清军在全局形势上仍有可能挽回颓势。以越北山区的有利地形，完全可以正面钳制，侧后攻击，粉碎法军的进攻。可是，由于清军在总的战略指导上消极被动，以致在兵力部署上仍将前线数十营部队分散于观音桥、谷松、车里各点，正面宽广，没有形成重点，加上配置于谅山纵深的兵力又没有适时向前机动，起不到预备队的作用，以致形成前后分兵把口，被动挨打的态势。在作战过程中，潘鼎新决心犹豫，朝令夕改，不能组织第一线各部之间的相互协同，特别是法军专攻中路，苏元春部节节败退之际，没有及时机动翼侧军队加强纵深防御或向敌人侧后出击，使法军得以长驱直入，连续突破中路防御，直逼谅山。此外，清军中派系矛盾的长期存在，也严重影响了各部之间的统一与协同。如王德榜“自负湘中老将，每与督师（潘鼎新）龃龉”①，潘鼎新便有意“征调屡更”，使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最后反诬王“催援不至”。丰谷之战，苏元春不及时援救王德榜部，法军攻中路苏元春部时，王也就消极观望，不主动支援，给了法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三、西线滇军东下受阻
    在正式对法宣战前后，清廷多次命令西线指挥官岑毓英再度督师出关，与东线桂军合力规复北圻各城。但岑迟至1884年9月28日才命令原留驻于文盘、大滩一带的黑旗军十个营（约三千七百人）、滇军张世荣部五个营（约二千五百人）分道前进：黑旗军黄守忠、吴凤典两部由山路绕赴陆安，出馆司之后；刘永福、张世荣率部沿红河直下，期收夹击之效。岑毓英企图先后夺取馆司、宣光，并以集结于云南边境的滇军主力六千余人沿红河逐次进占夏和、清波以及临洮等地，得手后，再与东线清军会师，并力进攻北宁、河内。
    北圻法军为贯彻其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于10月11日撤走馆司守军，以便缩短防线，固守兴化、端雄、宣光，保证河内以西地区的安全。岑毓英鉴于馆司之敌自动撤离，便将黑旗军及滇军张世荣部集中指向宣光。
    宣光城筑有石墙，依山傍水，“向称天险，城内一山耸峙，悬炮可击外军，城外植竹五六重，兵难破入”①。10月中旬，清军陆续进抵宣光附近，因法军水陆防守甚严，便在离城十里的琅玡、中门等处扎营。此时，东线桂军已失郎甲、船头，清廷严令滇军速进，以分敌势。岑毓英乃于10月20日由保胜移驻文盘，并调原驻扎于云南边境的记名提督吴永安、邹复胜所部四千人和记名总兵覃修纲所部二千余人进扎馆司、夏和、清波一带，伺机向兴化等地进击，威胁敌军后路；同时，令宣光清军逐步进逼城下，四面围困敌人。
    法军为确保宣光，稳定北圻西线防御态势，从11月4日至12日，多次派兵增援，但大都被清军击退。11月12日起，清军于宣光东南十余华里的左育地方清河（今泸江）两岸挖筑地营，并将以前截获的船只装石塞河，以期截断法军水路交通。11月18日，法军端雄、山西地区指挥官多米尼亲率步、炮、工兵千余人，搭乘炮舰五艘、民船十余只，趁连日大雨、清河水涨之机，增援宣光，遭到埋伏于左育清河两岸的清军夹击，不能通过。次日，法军舍舟登岸，分两路进犯左育。清军依托地营毙伤法军百余人，但因工事尚未全部构成，又遭敌人腹背夹击，被迫撤出阵地。法军立即上船，驶抵宣光，加强了城防力量。岑毓英强调必须先取宣光，滇桂各军联为一气，才能相机进取，因而使黑旗军和大量滇军长期顿兵于坚城之下，不能东进，坐视法军集中兵力专注谅山。
    12月，清军围城部队又得到补充。月初，唐景崧在龙州招募的四个营（二千人）经牧马进抵宣光城外（后又扩编为六个营）；月底，记名总兵丁槐所部十三小营（共三千人）出马白关，经河阳（今河江）进至宣光。1885年1月中旬，岑毓英由文盘进扎馆司，随即派兵三千六百人由记名提督何秀林率领前往宣光方向，进一步加强围城兵力。在此期间，宣光清军重新调整了部署：由黑旗军和何秀林部担任阻援，唐景崧、丁槐（兼统张世荣部）两部分驻城北和城南（均离城一公里左右），担任攻城。
    1月26日，唐、丁两部合力夺取宣光城南法军据点，法军开东门出援，双方展开激战，彼此伤亡很重。后因何秀林部赶来增援，法军又撤入城内。接着，清军采用“滚草龙”的战法①，于31日夺取了南门炮台，并歼敌二百余人。此后，法军被迫龟缩城中，由于水路被黑旗军切断，供应日缺，处境极艰，只好用玻璃瓶、竹筒等封装求援信，投入清河顺流而下，向端雄、河内告急。2月，清军连续攻城，多次挖地道用地雷炸开城墙，从缺口突入城内，但因法军阻击火力较猛，均未成功。
    波里也为解宣光之围，亲率由谅山撤回的法军第一旅溯河而上，2月27日于端雄登陆，与不久前派出的先遣部队会合。
    清军侦知法军大队来援，立即由何秀林部拨一千人前往左育，协助黑旗军阻援。另以覃修纲部二千人出扎临洮府附近，待法军攻左育时，向端雄前进，断敌后路。3月2日，法军分路进攻左育及对岸的同章。左育黑旗军依托地营顽强抗击，并引发地雷，多次打退法军的冲击，毙伤大量敌人。后由于防守同章的黄守忠部黑旗军被敌击溃①，法军占据对河高地，安设炮位，向左育黑旗军轮番炮击。刘永福所部黑旗军伤亡近千人，不得不撤出左育阵地。新赶到的何秀林部也不支败退。覃修纲部进至端雄，闻法军已抵宣光，只得仍回临洮、清波。
    岑毓英见宣光法军兵力大增，随即命令疲惫不堪的围城部队撤至宣光附近山区休整；唐景崧所部六营则经占化撤往牧马。西线清军围攻宣光的计划半途而废，东下河内的意图随之落空。据岑毓英奏称：此次以近万人攻城，“历三十五、六昼夜，久雨泥滑，死者一千数百余人，伤者二千余人，疲惫不堪，不能不暂为休息。”②岑毓英明知“顿兵坚城，徒伤精锐”③，唐景崧也“明知攻坚，兵家下策也”，可是又强调“事急不得不攻，且城垂拔亦不肯松劲”④。不难看出，此次行动的失利，实属作战指导上的严重错误所致。以滇军当时的兵力，一面围宣光，一面沿河东进，威胁河内，使敌不敢增援宣光，是可能办到的。此着不行，顿兵坚城，反为敌所牵制，置优势兵力于无用。宣光既久攻不下，就应适时把作战重点改为打援，援兵既挫，宣光不难攻下。此着又不用，结果丧失主动，为敌所败。
    四、清军陆路大捷（参见附图十五）
    （一）临洮败敌
    1885年3月，法军既解宣光之围，即以第一旅留守宣光，其余部队撤回端雄、河内等地。接着，波里也企图向兴化以西红河两岸滇军发动进攻，进一步改善法军在北圻西线的态势，保障主力继续在东线发展进攻。岑毓英获此情报，即令覃修纲部（此时约为四千人）严守夏和、清波、锦溪等红河两岸要点，令云南农民军竹春、陶美等部千余人及越南义军一部，与滇军李应珍部共同防守临洮府以东村落，刘永福则率黑旗军进驻临洮。
    3月23日，法军非洲兵千余人及越南教民一批，由兴化渡红河，进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在此防守的中越军民联合部队坚守地营，沉着应战。待敌接近时，枪炮齐鸣，并引发地雷，打退了进攻之敌。法军连续几次冲击，守军均依托工事，发挥近战火力，顽强奋战，毙伤不少敌人，守住了阵地。傍晚，正当法军进退维谷之时，与刘永福有联系的越南义军在村落四周遍插黑旗，用中国话齐声喊杀。法军以为突遭黑旗军包围，惊魂落魄，纷纷脱掉军服，乘夜从附近的河沟泅水，偷偷向越池方向逃窜。守军没有发觉，未予追击。
    中越军民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①，缴获法军红白衣裤、军帽等千余件。这是西线战场上取得的一次较大胜利。这次战斗的主要特点，是中越两国军民紧密配合，英勇战斗。另外，守军充分利用地形，构筑了比较适应当时作战情况的野战工事——地营，减煞了敌人的火力优势，弥补了自己火力不强的弱点，也是这次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景崧对滇军构筑地营一事，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载①，这表明滇军在这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至少在他看来，如此完善的地营是当时战争中的新鲜事物。
    “野战筑城工事具有和军队同样悠久的历史。”“兵力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可借以成功地抵抗优势敌人，因而野战工事能对战局的结果起重大影响。”②随着野战炮兵的大量使用和火炮射速与弹丸威力的加大，仅凭地面工事远远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从而迫使人们向地下发展，构筑既能防护自己、又能攻击敌人的地下工事。地营的出现和发展，正是战争发展的必然产物。在中法战争中，滇军和黑旗军一直重视这一作战手段，“扎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