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三百三十七章正义(十六)[3]

重生之抗战悍将最新章节目录
   婆收殓，不想路上被鬼子抓了夫。八天后回到医院，我已不能说话了，我死了。在此之前我流产了，我们三个月的血淋淋的骨肉放在我身边盆子里。我的家死了，我的丈夫空了。
    幼女丁小姑娘被13个兽兵**，在凄厉的呼喊声中被割去小腹致死。
    姚家隆的妻子在斩龙桥被奸杀，她八岁的幼儿和三岁的幼女在一旁号泣，被兽兵用枪尖挑着肛门扔进燃烧的大火。
    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被奸后，兽兵用刀刺杀，还用竹杆插穿她的阴部取乐。
    民妇陶汤氏遭**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
    她们在控诉！
    雨花台2万多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中山码头2万5干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鱼雷营9千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燕子矶5万多受难者的冤魂在控诉！
    光华门，汉中门，紫金山，安全区……
    34万亡魂汇聚成黑色的大火，熊熊燃烧。
    为了逃脱罪责，遮掩罪行，日本军方和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
    1939年2月，日军军部下发了一个《限制自支返日言论》的密令，举凡“作战军队，经侦察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罪”，“**后，或者给予金钱遣去，或者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等等，对于这些，归国士兵都严禁谈论。
    在日本司法省密档中有一份叫作《散布谣言事件一览》的文件，为1938年度思想特别研究员西谷彻检察官所写，记载了因违反密令而受处罚的事例。比如，一个尉官说：“我们在南京时，有五、六个中国女学生替我们做饭，烧完饭要离开时，我们把她们全杀了。有个走投无路的八岁男孩在哭泣，我的部下把他抱起来，因为小孩反抗，其他士兵就把他刺死……”这个尉官被判监禁三个月；一个老兵说：“在战地，日本士兵三四个人一组到中国老百姓家抢猪抢鸡，或**女人，把俘虏五六个人排成一列，用刺刀刺杀”，他因而被判监禁四个月；另有一个士兵说：“日军真乱来，最近从大陆回来的士兵说，日本士兵由于没尝过杀人的滋味，想杀杀看，就大杀被俘中国士兵和农民”，他被判监禁八个月。
    皇亲自然在最严密的保护层中。
    日本投降后，以当时日本政府及军部意志混乱、怕军队对天皇诏书生疑为由，朝香宫于8月17日亲抵他曾经的嗜血之地，与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密谈，从后来战犯庇护自己罪行的手段和事实来看，他不会不为自己的罪恶进行清扫。冈村宁次与包括最高统帅在内的国民政府诸多高官关系甚密，后来连他本人这个侵华一号战犯也得已逃脱审判。而对朝香宫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大战犯，国民政府在给国际军事法庭的战犯名单上从未提起。死难者的血债被埋得更深，死难者再一次受难。
    朝香宫终未被送上法庭。另外的几名屠城主犯，日军第十军军长柳川平昭1944年病死；会攻南京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于1945年10月死亡，他们真的死了吗？第十八师团长牛岛与第一一四师长末松下落不明，他们是战死了？是自杀了？还是藏匿起来了？成了历史之谜。
    他们中的两个，第十军参谋长田边盛武被印尼爪哇军事法庭处决；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在巢鸭监狱被关押半年后，被作为乙级战犯，于1946年8月引渡到中国受审。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之时，美国有关人员同中国法官还有一段莫名其妙的交涉。盟军总部法务处处长卡本德忽然跑到东京帝国饭店的中国法官住处，问梅汝璈对此事有什么个人意见。他似乎很严谨，对梅汝璈说：“我担心中国法庭能否给谷寿夫一个‘公正审判’，至少做出一个‘公正审判’的样子”。
    “你放心，”梅汝璈明白了卡本德的来意，直感到受难国人的血浪在胸口激溅，他义正辞严地对卡本德说：“根据一般国际法原则和远东委员会处理日本战犯的决议，对于乙、丙级战犯，如直接受害国引渡，盟军总部是不能拒绝的。”
    虽然刘建业在法庭庭审期间竭尽全力，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为把日本天皇及其皇室成员送上军事法庭受审制造舆论压力。但是，美国政府出于统治日本的政治需要，采取了各种手段，强行压制住了各方的舆论。麦克阿瑟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对刘建业旁敲侧击，提醒他作为盟军驻日占领军的一部分，必须与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步调保持一致，不能自行其是。而来自国内政府方面的各种信号也像刘建业表示，在某些方面他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后果将是很严重的。
    刘建业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也逐渐感觉到了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和掣肘。这一切不能不让刘建业感到灰心丧气。
    “为什么明明知道那些人手上沾满了罪恶，证据也很充分，我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接受历史的审判？难道这就是政治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政治未免也太黑暗了。”站在东京居所的阳台上，刘建业披着一件大衣，看着满天的星斗默默苦思。
    “大哥，你不要太自责了。我知道你的心里很苦。”王靖芸靠在刘建业的肩上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