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二百七十三章远征军，反攻(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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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师）打完仗以后整编，师长一看全师还剩下不到两个连，带头放声大哭……”一名当时参战的四川籍士兵回忆道。
    面对坚如磐石的松山阵地，中国军除了死伤累累，几乎无计可施。李文卿心一横，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率参谋长及美军顾问到主攻团督战三日，方才幡然省悟。
    他认为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其有生力量，最终始能大功告成。先前第71军和第8军采用了长期沿袭下来的旧式战术，正好是中了倭国人的下怀。倭国人的算盘就是利用每一处工事争取最大限度的消耗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为后续的三个师团部队争取时间。
    至此，第八军官兵伤亡已经超过两千人。血的代价终于换来中国将军对战争艺术的重新认识和深刻反省。
    7月12日，松山前沿的前线指挥所。第八军李文卿副军长，新二十军刘建业军长和美国军事顾问正在召开紧急的碰头会，寻找尽快打开战局的办法。
    “根据我们的航空侦察资料，日军在这里利用一年多的时间修筑了极为复杂的永久性工事，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据点，从而牢牢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这支精锐的日军是56师团下属的拉孟（松山）守备队，是一支步炮混成部队。指挥官为炮兵出身的金光惠次朗少佐。兵员共计1400名，配备有100毫米重炮群、山炮、战车、高射机枪等强大的组合火力。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守备队是日军中的尖子，在缅甸方面军一年一度的军事项目比赛中，他们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负重攀登的三项第一；尤其是敌酋金光少佐，以冷静顽强闻名军中，他曾在此前的战事中，亲自指挥一门野炮抵近射击，只是我军的一名中将军长阵亡殉国。这支日军守卫在松山，倭国人称为拉孟要塞，各个高地——腊孟寨、大垭口、阴登山、*龙坡以及主峰子高地——大小不一的地堡群里，这些地堡修得诡诈坚固，堡与堡之间通道相连，战车也能在地堡里开进开出，此外地堡里还有庞大的军火仓库，其坚固程度不可思议。”李文卿副军长向刘建业介绍情况。
    刘建业坐在座位上，腰杆挺得笔直，眼睛却闭着，只是静静地听着李文卿副军长的介绍。其实，李文卿副军长介绍的这些情况，作为后世的一名军事发烧友，早已熟知。
    “到目前为止，我们各种方法几乎都已经使用过了，炮兵集团轰击，飞机重磅炸弹轰炸，地面部队梯次进攻，这些办法我们几乎都使用过了，就连在昆仑关用过的爆破战术我们也用过了。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收效甚微。这个仗真得不好打。”李文卿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
    这一段时间的进攻，已经让李文卿的脸上爬上了许多的微小皱纹，头发也白了不少。显然，战事进展不力，已经让他憔悴了不少，只是依靠着一种军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一直支撑到了现在。
    “也许我们应该向德国人学习了。他们在攻打俄国人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时候，就使用过多拉列车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惜我们没有这种炮，即使有，我们也没有办法运到这里来用。”美军顾问雷蒙德少校说道。
    1928年，饱尝德国侵略之苦的法国为了抵御德国的再次人侵，沿法德边界构筑了举世闻名的马奇诺防线。该防线全长351千米，约由5600座永备工事组成。工事坚固，其掩蔽部顶盖与墙壁厚达3.5米。即使有像大贝尔塔炮那样420毫米口径火炮的炮弹直接命中，也难以造**员的伤亡与装备的损坏。法国人天真地认为，有了坚不可摧的防线就可高枕无忧了，而忽视了由于军事科技的发展而导致的作战方式的变革。希特勒上台后，马奇诺防线成了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能摧毁这难以逾越的障碍，1935年，希特勒命令军方研制口径在700～1000毫米的超级巨炮。德国陆军兵工局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曾设计制造过“大贝尔塔”和“巴黎大炮”的克虏伯兵工厂。双方签订合同，于1940年交货。克虏伯兵工厂虽然有研制巨型大炮的经验，但对于研制口径如此之大的巨型大炮，也感到是个难啃的“硬骨头”。该工厂的设计师穆拉和保兹尤主持了火炮的设计工作。他们把全部精力投入巨炮的研制、试验和改进当中，长年累月地忘我工作着。当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超级巨炮尚未设计完毕。1940年5月，德军攻占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之后，主力从比利时、卢森堡南部越过阿登山脉，从北面绕过法国重兵把守的马奇诺防线。6月14日，德军在洛林和阿尔萨斯的接合部两面夹击，一举突破了马奇诺防线。此时超级巨炮尚在制造之中，1941年克虏伯工厂才完成炮身的发射试验。
    到1942年春，克虏伯兵工厂终于造出了800毫米口径的超级巨炮。巨炮的口径大得出奇，炮膛内可蹲下一名大个子士兵。为纪念该厂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克虏伯，希特勒叫它“重型古斯塔夫”。设计师穆拉为纪念他的妻子，将巨炮命名为“多拉”（穆拉妻子的名字），德国炮兵则更喜欢叫它“大多拉”。
    同年3月19日，“大多拉”火炮进行实弹射击试验。希特勒在陆军元帅凯德尔、装甲兵司令古德里安、军工部长施佩尔的陪同下，亲自来到戒备森严的鲁根沃尔靶场，观看并鉴定射击效果。中午12时20分，“大多拉”火炮发射了一发混凝土破坏弹，弹丸实测重量为吨，火炮射角65度，射程达千米。40分钟后，火炮又以射角45度发射了一发重吨的榴弹，射程达47．22千米。对火炮颇为熟悉的希特勒对“大多拉”火炮的性能非常满意。
    “大多拉”除了身管长度（米）和射程（40多千米）不如“巴黎大炮”之外，在许多方面都堪称世界之最：全炮约长43米、宽7米、高11.6米，有4层楼那么高，重1350吨，几乎是“巴黎大炮”的两倍，它的块头之大，宛如一艘军舰；炮弹也大得惊人，有7.8米长，竖起来比两层楼还高，其中榴弹丸重4.1吨。内装大量炸药，破坏力巨大，射程可达47千米；另一种用于破坏混凝土掩蔽部的弹丸则重达7吨，内装200公斤炸药。据说它的威力足以击穿3.4千米处厚度为0.85米的混凝土墙。
    “块头大”既是“大多拉”的优势，也是它的缺陷。与“巴黎大炮”一样，由于块头太大，运输、操作、保障都极为不便。就运输而言，首先要把下炮架、身管、炮闩等部件卸下来，再分别装车。为了装运这门炮，德国又同时研制了大功率军用火车。1941年10月，克虏伯兵工厂制成了两台功率为1050马力、时速达60千米的D311型机车。运炮车与两层楼的楼房相当。整座大炮及所需的弹药需动用60节列车。由于炮宽7米，标准宽度的铁路无法运输，需采用特设的专用轨道。到达发射阵地后，还需借助巨大的吊车将各部件安装在炮架上。仅安装好这座巨炮就需1500人至少整整忙上3个星期。显然，这种巨炮对于后勤人员来说绝对是一种恶梦。
    “大多拉”作为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王牌，由一名陆军少将担任总指挥。射击时则由一名上校具体指挥。直接操作大炮的士兵多达1400多名，加上两个担任防空任务的高炮团、警卫人员、维修保养人员，共需4000多人。动用这座大炮需经陆军参谋长哈尔德上将批准。
    1942年4月，德军第11集团军司令曼斯坦因上将前往希特勒的总部，汇报了进攻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方案。这个要塞不仅十分坚固，而且地形险恶，德军曾于1941年12月17日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战至12月30日，德军的攻势已成为强驽之末，除了损兵折将外，没有捞到任何好处。为了减少伤亡，增加胜算的把握，曼斯坦请求总部提供重炮支援。结果曼斯坦因不仅得到了420毫米固定式臼炮“刚玛设备”、610毫米自行臼炮“卡尔设备”，还有举世无双的800毫米列车加农炮“古斯塔夫设备”，也就是“大多拉”。
    从6月7日起，德军在空军和炮兵火力的有力支援下，再次发起进攻，但进展非常缓慢，双方都坚持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和每一条堑壕，都要经过浴血苦战，苏军克里米亚方面军部队一再发动反击，以求夺回所丧失的阵地。无论是大型的据点也好，小型的碉堡也好，他们都常常会打到最后一人一弹为止。“拉锯战”成了此役独特的3景。尽管德军最后取得了此役的胜利，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些团只剩下了几百人，还有一个连在撤离前线时只剩下了1名军官和8名士兵。希特勒深知此役之胜利来之不易，特命令曼斯坦因由陆军上将晋升为陆军元帅，并对所有参加克里米亚战役的人员颁发一种纪念臂章，以资鼓励和表彰。在攻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战斗中，火炮特别是“大多拉”炮立下了汗马功劳。“大多拉”火炮离塞瓦斯托波尔25公里的地方炮轰了13天，向该要塞的7个主要目标共发射了48发巨型炮弹。剧烈的爆炸声似电闪雷鸣，惊天动地，一股股浓烟从要塞升起。炮弹降落之处，立即化为废墟，尤其是其中有一发重达7100公斤的穿甲弹直接穿透8000毫米的防护层命中并击毁了在塞维纳亚湾南岸地下深达30米，存放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基本弹药的“库拉贝”主弹药库，令德军和苏军都为之震惊。随着一个一个的堡垒被“古斯塔夫巨炮”击得粉碎，塞瓦斯托波尔也被德军占领。尽管人们认为“大多拉”的真正效力与制造它的成本不成比例，即效费比很低，但是“大多拉”在克里米亚的出色表现令参战的将士终身难忘。
    如果，中国军队能够使用“大多拉”，那固然好，即使没有“大多拉”，能够使用“刚玛设备”或者“卡尔设备”，再配用装有延迟爆破引信的爆破弹，那么日军的松山要塞肯定是会被轻松解决的。日军在修筑要塞防御工事上虽然不遗余力，但是比起俄国人来说，功力显然还要差的不少。可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军队或者他的盟友英美军队都没有这样的武器装备可以使用，而且，这种装备即使有也无法运送到山高林密的滇西地区。
    “你说得不错，我们是没有多拉列车炮。可是，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刘建业突然张开了眼睛说道。这时的刘建业，双眼流露着强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