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回七九当农民》第五卷辉煌第二百八十九章树欲静（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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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不能强行再用行政命令的手段，遏制通货膨胀了。于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朱基副总理决定当一回探路人——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的探路人。
    可以说，在这件事情上，朱基副总理并不是光凭着“傻大胆”的劲头，来“摸着石头过河”的。
    先他总结了八十年代经济大起大落的经验，力图既控制住泡沫经济，又要让经济保持足够的增长，因此软着陆就成了他明确的方针。
    所谓软着陆，就是经济不要一下子降下来，调控要逐步进行。一九九四年的通货膨胀，为什么比一九九三年还厉害，因为这就是软着陆的方式，不会立竿见影，通货膨胀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但是加热的趋势，已经得到了缓解。
    一九九四年的时候，全国金融部门银根紧缩，当时吴永成还在J省工作，也正是J省省委、省政府准备上马高速公路的时候，因为全国大形势的紧迫，国家并不能投入足够的资金，任力书记这才迫不得已，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办法，这其中就包括向吴永成借了一亿人民币。
    但同样，因为国家整个银根的紧缩，无形中就那些投机倒把、房地产泡沫的资金来源彻底断掉了——不过，在全国银根紧缩的同时，朱基副总理对基础性生产，尤其是贫困地区西部地区的正常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还是给予了足够的保证的。
    就这样，通过宏观调控，把集中到沿海的过热过多的资金，返流到了原来的地方去，这种做法既降低了通货膨胀，又保持经济的必要增长。
    在一九九四年年底的时候，朱基副总理曾经自己作了一个阶段性的回顾：“去年6月中央下发六号文件，7月开始宏观调控。首先是整顿金融秩序，过去的既往不咎，7月7日开始，超出贷款规模乱拆借的银行行长一律撤职，结果乱拆借一下子就刹住了。
    第四季度中央又把银根放松了一些，对企业的流动资金放松了一些，这个放松是大有好处的，否则企业就没法继续生产，就会大起大落。这说明，中央对宏观调控力度的掌握，是恰到好处的。”
    前几天的时候，吴永成注意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从宏观上对这三年半来的宏观调控，进行了一番总结。
    据说，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中央的一些高层领导们，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篇文章把软着陆的经验总结为四点：第一，及时削峰，而不是等到经济扩张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被迫调整。
    第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适度从紧而不是全面紧缩，在结构上则做到
    紧，对低水平无效益的企业紧，对泡沫经济紧；对企业松，对国家重点项目松。
    第三时微调，在适度从紧的总原则下，根据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微调和预调。
    第四，自始至终抓住软着陆的主线。宏观调控是以治理通胀为首要任务，还是以加快增长扩大就业为先，一度是争论的焦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则明确提出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且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任务。
    正如这篇文章写到的那样，在软着陆的问题上，经济学界并非自始至终都在用一个声音说话。事实上，从１996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学界就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阵营。
    这段时间，因为物价下降和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投资下滑的情况同时出现也波及到了像桓毕地区这样的贫困地方——饶是吴永成和路兴民两个人，在招商引资上，还一如既往地实行重奖的激励机制全国形势都是一样的，他们这里也就得不到什么太大的发展了。
    于是经济学界分歧开始明显，以吴敬~、刘国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主张继续从紧通货膨胀压到最低的底线，这样有利于民生的发展；而以厉以宁、董辅为代表的另一批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已经偏冷，主张放松银根，还有人提出要扩大基建投资刺激需求。
    朱基副总理，在这个时候的看法是是要防止过热——他还公开批评过厉以宁，提出要继续适度从紧止过热、防止通胀回潮。
    纵观这几年变化，吴永成以他个人的角度认为执行效果来看，从一九九三年下半年到一九九六年下半年，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治理经济过热是非常成功的，软着陆的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局部问题也有遗憾，比如说，食问题没有处理好；财税制度的改革结果是发达地区受益更多，落后地区财政状况有所恶化；金融过于集中，金融工具收得太死，民间金融彻底关死了，农村金融明显矫枉过正——不少的农村信用合作机构，即乡镇的农经站，在这次的治理中，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合并到农村信用联社，这也让农村的农民们，失去了一个小额融资的渠道。
    还有一点，那就是在国有行的商业化改革上，方向是很正确的，但国企改革没跟上，所以不得不在贷款上对国企开口子，这就使商业银行的改革，大大地打了折扣。
    国势不是很平静，国外的国际环境，今年也不见得如意多少。
    先是台湾要进行大选，背后有美国撑腰。大陆进行导弹演习，全岛恐慌。但李登辉却隔空嘲笑，这些导弹是“哑弹”——顶级的军事情报被泄露，让中央高层震怒，一查吓一跳：出卖情报的，居然是解放军的少将刘连昆——在那边的军情系统里，他居然也是一个少将。
    其次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谈谈停停，双方一度以“小偷”、“强盗”恶语相向。美国拿着“301条款”的大棒，一直在中国头上晃，好在最后关头，双方还是保持克制，在这一年形成协议，终未触发贸易战。
    不过，美国的霸蛮，让几个中国书商大发其财——他们是落魄的诗人，搞出版淘到第一捅金。这一年，他们嚼着西洋参熬夜，整了本书《中国可以说不》，一时洛阳纸贵。
    这本书首版就发行了五万册，只用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就因为被抢购一空、只得赶印出版，它吸引了全世界１多家新闻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成为１996年最轰动美国和西方的中国书，先后被译成8文字。也引起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度关注。书中对冷战后中美关系和民族主义的观点引起了大讨论，此书出版后，市场上形成一个“说不”热潮，《中国还可以说不》《中国仍然可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相继出笼。但后来《中国可以说不》曾一度被禁。
    丽也曾经托朋友从北京给她寄过来一本，在几天看完之后，难抑心中的激动，把它推荐给了吴永成，无奈此时的吴永成，被桓毕地区的县乡两级换届选举忙得焦头烂额的，那还有什么心情，抱着这本书搞什么无病呻吟呢？！
    他认为只有中国的每个人，只有都把自己的本分工作干好了，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上去，国力增强了、人民富裕了，这才可以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对别人说一句：“我们中国可以说不！”
    可现在呢，就凭目前的经济状况心里有股子骨气，那是应该的，但也没有必要到处显摆什么“可以说不”、搞什么民族主义吗？！
    算了、算了，还是让那些文人们去纠缠这个问题吧，他也早就过了“愤青”的那一把年纪了，有哪个闲工夫还要去忙他的那一摊子事情呢！
    那会儿可正到了全省县乡换届前夕的时候了，桓毕地区各种准备工作，也开始了紧张的忙碌。
    从省委领导们和吴永成自己来说这个关键时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确保换届选举前夕以及整个选举过程中的稳定。
    可哪知道因为一封匿名举报信，又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首先是一名县处干部的落网
    马着桓毕地委班子也因之发生了变动，让吴永成忧中掺喜，忙了个不亦乐乎！
    却说，当时信义县城建局的局长陈光明，在张百顺强大的政策攻心之下，供出了信义县的县委书记颜固真有受贿卖官、和勾结不法承包商利用工程项目获利等犯罪事实之后吴永成马上决定把这个案子主动地交出去，由省委纪检部门来查处。
    这并不是说桓毕地区纪检部门没有权力对颜固真这样的县处级干部，进行立案调查——虽然颜固真这个县委书记属于省管干部，但按照有关的干部管理条例规定毕地委有权对其进行管理；也更不是说，吴永成怕在这件事情上得罪人，引起什么不必要的波动，以至于影响到县乡两级的换届工作，他是考虑到张百顺在向他汇报的时候，提到了陈光明曾经说到过一句话：颜固真的案件，很有可能牵涉到了地委的某些领导。
    这就让吴永成有所警觉了：牵涉到同级领导干部的案子，他这个地委书记是没有权限，来支持、督促地区纪检委来查处这个案子的，只要牵涉到了副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最起码也得由省委纪检委来执行的，甚至于有的时候，还得经过省委领导们的批准，那才能立案进行查处的。否则的话，和容易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什么话柄，说他吴永成打击、排挤桓毕地区的本地干部，培植自己的亲信、心腹——在体制内来说，这种舆论可是最为忌讳的。
    单从他吴永成来到桓毕地
    之后，随着刘茂之的出事、李德安的提前离职，本府的一些领导们，以及桓毕地区的不少干部群众们，对吴永成就有这方面的微词，如果他再亲自主持对颜固真案件的查处，万一因此再拉出什么大头子来的话，就更坐实了人们的这种舆论了。
    非常时期，还是一切要做到非常谨慎啊！有些时候，即使你万分小心，那也有不可能考虑周全的事情呢！在这个关键时刻，可不是自己出风头的时候了。
    张百顺马上依言执行了吴永成的指示，迅速向省委常委、省委纪检委书记王倪仁做了汇报。
    王倪仁书记作为主管全省干部党风廉政建设的主要领导，闻听光信义县的一个科局级干部，在两年的时间内，就利用职务之便受贿一百多万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不管信义县的这个县委书记有没有受贿的具体证据，光他提拔的这个陈光明一案，他就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百顺同志，你放心，我马上派雷勤洪副书记带队下去查处这个案件，不管颜固真的案件，牵涉到什么级别的领导，我们都要一查到底，坚决把这些潜伏在我们党内的分子挖出来。”
    因为考虑到陈光明已经被地区纪检委、公安处羁押了两天了，尽管说，陈光明交代了颜固真问题的消息，目前还处于绝对保密的状态，可张百顺非常清楚现在的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绝密的事情，这世界上不来也没有不透风的墙，时间再长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