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贼》29军政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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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请大家畅所欲言，文华国没什么说的，吴鹤年想说，洪继勋不给他机会。
    堂上议事，照例变成了洪继勋的一言堂。他办事讲话，向来极有条理，每说一事，必先分出纲目。先总述，提纲挈领；然后分论，逐条细讲。有理有据，雄辩滔滔。
    他的条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个是治安，一个是经济。在行政建设上反而不多。他解释为：战乱未息，正值开拓进取之日，首重当在严刑、怀柔以安地方，其次则需耕桑以充仓廪。其余它者，支微末节，不足考虑。
    邓舍以为然。
    “除了双城，各城之中，都是驻军将领兼管军政，军队、地方不分。就目前来说，我军人才不足，又是战时，暂且按此施行无妨。但是，民政可以由将领兼管，地方捕盗，却不可由将领兼管。”
    军队是用来上阵杀敌，不是用来捕捉盗贼。杀鸡焉用牛刀？一旦滥用，则刀不成刀，难免失去锐气。所以，第一件大事，便是在各城之中设立捕盗所。
    因有文华国在，设立捕盗所的另一个原因，洪继勋没讲出来。军队捕盗，丘八们杀人如常事，太锐，动辄杀人数十、上百；往往还有以捕盗为借口，骚扰良民的现象。
    就拿陈虎治下的定州来说。四天前发生了一件事儿，有个乞丐饿得受不了，也该他倒霉，没长眼，本是去偷个商铺的，不知怎的摸到隔壁一个百户的家中去了。
    那百户恰好轮休，在家中，夜半起来如厕刚好撞上，完全意料之外的事儿，措手不及，叫那乞丐给跑了。被陈虎知道，勃然大怒。嫌那百户丢人，痛打一顿；次日一早，调了两个百人队，整整在城中搜了一天，全城四百余乞丐，统统捉住。
    叫那百户来辨认，当时半夜三更的，就打了一个照面，认不出来。回忆那乞丐年龄四五十岁，符合这个标准的，二百多人。陈屠子的绰号是白叫的么？一声令下，全部处决，为一人而杀二百余人。
    邓舍那会儿还没回双城，洪继勋第一个知道的消息。他管不住陈虎，也为时晚矣，最后不了了之。邓舍回来后虽然听说了，又能怎么办？还好，这次只是乞丐，如果下次呢？
    “捕盗所人数多寡，可视城池大小而不同。三百人有一，足矣。除捕盗之外，还可负责协防地方，搜集情报。小可以为，捕盗所可直辖双城总管府，由总管府设捕盗司，派专员往各城负责。如此，也可以稍微减轻地方将领的压力，使得他们的精力，能够更多地放在防御、军事上。”洪继勋道。
    邓舍点头同意，三百人有一，也就是说，三百个居民，配一个捕快，比例有点高，但一来在外国，二来地盘新得，稳妥点也好。道：“洪先生此议极好。吴同知，捕盗司下至捕盗所各色官员人等，我会从我的亲兵中，挑选出符合资格的人来。官印凭信，你尽快办好。”
    吴鹤年领命，工工整整地将这一条，记载在自己的笔记上。他心知肚明，捕盗司名义上属总管府，实则邓舍是要直接管辖。
    邓舍不得不直辖，地方将领，或为旧人、或为新贵，无论哪一种，都不会把双城总管府、姚好古、吴鹤年放在眼里。也只有邓舍的亲兵，才能稍微使得他们收敛一些。
    从陈虎一次杀二百人，就能看出，这些将领们，平时在各自城中，已经很有点无法无天的样子了。这个势头，必须立刻遏制，否则，很有可能激起民变。
    再一条，邓舍也是相中了捕盗所有搜集情报的便利。身为一军之主，为自己也好，为全军也好，他必须有可以获得地方第一手情报的来源渠道。
    “人数设置，就按洪先生讲的三百人取一。三分之二从军中选，三分之一以地方高丽人为之。选一土著大户，做副手。捕盗所俸禄，一律由双城总管府拨付。”邓舍问文华国，“文叔，有没有意见？”
    文华国虽然不管地方，不过设身处地，他觉得大有必要：“些许地方蟊贼，跳蚤也似的东西，本就不该俺们管，没得污了手。专有人去管，再好不过。”
    这件事就此定下。
    治安一款，洪继勋分作三条。捕盗所为第一条，第二条是收缴民间铁尺、弹弓等杀伤性用具。土著丽民当然没有刀枪弓弩之类的军用武器，可铁尺、弹弓这些玩意儿，不少豪门、无赖还是有的。不收缴上来，早晚留个祸患。
    第三条，分作两目。一则严禁聚众集会；二者实行夜禁。
    集会不但是指有密谋对抗性质的集会，高丽和中原一样，崇信佛教。受蒙元有以喇嘛为帝师传统的影响，高丽王也拜的有王师，双城诸地，几乎每座城池里，都有寺庙。邻近山上，庙宇更多。
    严禁聚众集会，也包括了寺观僧道。信徒聚会不得超过十人。并且禁止在乡镇村集买卖的“集场”、以及城市瓦当勾栏内有唱词聚众的勾当。
    实行夜禁，夜间不得点火烛。所谓“一更三点，钟声绝，禁人行。五更三点，鼓声动，听人行。”有公事急速及丧病生育之类不在此限。违者笞三十，有官者笞一下。夜间因公外出，要执有官府的信牌。
    这两条，洪继勋都是照搬蒙元旧例，邓舍深知其利弊。短时间内，利大于弊。确实有利镇压地方。无不允之，只是修改了一点，他道：“严禁集会、实行夜禁，固然势在必行。但是，居民生活不能没有半点乐趣。勾栏说书卖唱不禁，许之，其内容需得由官府指定。”
    在座的，除了文华国，都是精细人。邓舍一说，无不称妙。吴鹤年拍腿，高叫佩服，道：“大人此策，大智慧，一般人想不到。”捧了邓舍，不动声色地贬了洪继勋，一举两得。
    他自告奋勇，道：“小人不敢自夸，话本小曲儿，稍有涉猎。大人但把此事交给小人，拣选合适，必叫大人满意。”
    邓舍点了点头，除了吴鹤年，还真找不着第二个合适人选。叮嘱道：“切记，两个原则。第一，突出我中原和高丽为兄弟，本为一家；第二，多寻些《窦娥冤》之类的。”
    《窦娥冤》这出戏，在中原传唱极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借助这类戏剧的感染，潜移默化，将矛盾指向穷富对立。
    邓舍想了想，不能搞的太刻板，如果丽民因此产生抵触心理的话，得不偿失；补充道：“除了以上两种，也可以偶尔穿插一些轻松娱乐的曲子。”
    考虑到大部分的土著不懂汉语，他交代罗李郎：“吴同知高丽话不精，怎么把汉语翻译成高丽话，如何让土著的说书先生、卖唱戏子学会，罗治中得多出把力。”
    罗李郎一叠声道：“将军放心，将军放心。”他在邓舍面前甚至不如他的女儿，罗官奴最起码还敢和邓舍对话。他倒好，除了当应声虫，没别的话说。
    邓舍提点吴鹤年：“要把它当作大事来办，十日之内，把话本、唱本整理好，交给我看看。”具体到细节，吴鹤年提出，兵荒马乱的，城中先生、戏子不多，是个问题。邓舍考虑了一下，道，“河将军部属丽卒中，不少贱民出身，其中会有说书卖唱的，我会给他命令，挑选出来，交给总管府。”
    讲到这儿，灵机一动，何止居民生活乐趣不多，军卒的乐趣更少。除了角抵、射柳，大可以再补充些娱乐活动。
    他微一思索，考虑成熟，改变主意，道：“挑选出的丽卒，特别成立一营，名之为乐营。依然属军籍，可以暂时借调给你。地方艺人，你尽快去培养、补充。”
    吴鹤年应是，保证：“一个月内，必能叫大人看到第一场戏。”
    他们商讨的时候，洪继勋在一侧只管翘着腿，饮茶品茗。他口味刁，只喝襄阳隆中茶，邓舍没有，他随身自带。见他们讨论结束，才开口道：“治安三条，只要实行有力，眼下来看，足能保地方无事。
    “地方既安，农耕就需得抓紧。宁远诸城的荒田抛地，占了十之七八，即便双城也没有完全开垦完。小可建议，双城总管府下，设立劝农司，专设劝农使，负责各城的垦荒、耕桑。劝农使人选，可由将军一样从军中选挑务农出身的士卒担任。转军籍，为官籍。”
    地荒着不种，有几个原因。一个因为打仗，地主跑了、或者死了，土地就荒下来了；一个是因为佃户们跑了、或者死了，地主空有大片土地，找不来人种；一个是因为耕牛、种子缺乏；最重要的一个，是因为战火不息，加上赋税沉重，人无法安心种地。
    地种下了，能不能熬到秋收是个问题；熬到秋收了，能不能收获入仓是个问题；熬到收获了，除去上缴地主、国家的租赋，能落到自己手中的有多少，够不够活命？是个问题。
    所以，劝农耕桑，不是一句简单的话，也绝不是设立一个劝农使就可以解决的。洪继勋在其下很详细地列出了针对各种会出现问题的种种对策。
    这个方面，吴鹤年和罗李郎，也是很有发言权的。他们两个，一个老本行，一个本地土著，了解实情。结合洪继勋的对策，几个人各抒己见。
    地主跑了或者死了的，好解决，包括原本的官田、学田等等在内，其中荒一年以上的土地全部收为公有。现有在无主土地上耕种的，承认其土地拥有权，给大宋田契。投诚官员、大户的土地，不动。这一条，各城其实在破城之后不久，就已经办过了，
    公地又分为两份，五成给贫者，二成给有功将士，三成留作军田。有些城市丁壮极其缺乏，地分不完，留下来招徕流民，凡有流民定居，免除第一年租赋。逃亡的地主们，第一年内愿迁徙回来的，得尽先耕种。
    各城租赋不均，高的达到七八成，佃户、农夫交完租赋，手头上基本就没了余粮。出现荒地，佃户逃亡的原因就在这里：耕地、不耕地，一样的没粮活命；耕不如不耕。
    针对这个症结，邓舍已经下令，降低租赋，收什三。地方大户九成被杀；剩下的一成保命不及，没人敢反对。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
    种子缺少没关系，秋收一过，粮食充足，完全可以由官府出面，调拨种子，分配各城。就是耕牛、农具不太好办。诸城中本来耕牛就少，前番依照洪继勋的谋划，克城之后，又掠夺了大部分回双城。对德川等地更是雪上加霜。
    怎么办？
    “还回去是不可能的。这是既定的策略，不能变。”洪继勋也犯了踌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罗李郎很自觉，主动道：“小人家中，耕牛还是有一些的，愿意捐助出来，给无牛之户使用。”多难得的一个表忠心的机会，他不肯放过，又由己及人，道，“城中大户人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