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437章物竞天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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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宪十五年。
    随着吐蕃战争捷报频传，京城内的瓦子勾栏、茶楼酒楼里的说唱铁骑儿也赶着热起来。
    说唱元明时叫评话,后世叫说书,必须诗词说论兼具,有说有唱，绘声绘色，故称说唱。说唱有四家：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以小说、讲史最盛。小说有灵怪、烟粉（言情）、传奇、神仙、公案等。讲史是讲前代的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但也不是讲真正的历史，多是民间的野史，如《全相三国志平话》《贞观史话》《五代史平话》等。每到佛道节日前夕，说经（佛经道经）的故事就多了。说铁骑儿是讲本朝战争之事,随着大宋帝国对外战争的拓展，也大兴起来。
    因为说唱越来越兴盛,京中很多有名的大酒楼,如清风楼、丰乐楼、大和楼等，都将主楼底层一层整饬出来，专门伺候客人吃酒喝茶听说唱，台上有时也演歌舞曲乐，除了江南盛行的采莲舞、采桑子、花舞等软舞外，盛唐时期的健舞，如剑器舞、刀舞，西域胡旋舞、胡腾舞等也重新焕发活力，渐渐流行起来;重生之权倾天下。
    不过，酒楼茶楼的大厅终归是人多嘈杂了些。而瓦舍勾栏之地，文人士大夫们多半不屑去，认为那是士庶放荡不羁之所、子弟流连破坏之地。由是，帝国新兴的戏剧院便迎合了这些上流人士的需求，以宏阔的建筑、高雅的格调、独立的包厢、严密的保卫、先进的扩音技术、高雅的曲目、一流的表演，赢得了上流阶层的赞扬，成为文人士大夫们出入的高雅场所，也成为不方便时时出入瓦舍勾栏的官富娘子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欣赏曲剧说唱的地方。不到十年，京城长杭府就先后兴建起了七八座剧院，而京城之外的其他大城市，如江宁府、苏州、广州、泉州、成都等，都建起了规模不一的剧院，往北更影响到了大周……时下南北京城剧院一大热门剧目就是南北曲戏说唱打擂台，端的是一个精彩，竞演交流中也刺激了南北曲艺的发展，能让剧迷们张口就道得出名的南北大剧社就有十来个。
    在大宋京城长杭府，首屈一指的戏剧院是北城的杭京戏剧院，建于大宪元年，据说背景惊人，单看剧院名称贯以“杭京”就知——没有背景不会批。据说那名匾是卫国师题写，自然让人揣测剧院主是否与国师枢密使有关系。总之，名气大，背景硬，没有敢惹，当然安保措施也很严密。这使出入剧院的观众——尤其贵家娘子们很放心，不用担心出行安全，或有鲁莽男子闯入引起流言蜚语。
    不同于瓦市一天都有场子——阔市里卖艺的，游棚勾栏里说唱杂戏的，从上午巳时起就热闹；戏剧院一般是午后开场，白日剧场多为说唱、合生（相声），晚间剧场则是戏剧和大型歌舞，如王师破金乐、霓裳羽衣曲等，也有热门的长篇说唱，比如大宪五年出话本后就一直流行不衰的《封神演义》《洪荒大神传》《狄公案》《隋唐演义》等长篇小说。不过，自今年四月吐蕃战争捷报传回后，最热门的说唱就换成吐蕃战事了。
    攻蕃军队中有随军记者——大宪元年记者行会成立后，采撰正式改名记者——其中就有人写铁骑儿话本的，寄回国内有名的书会或剧社，又是一笔收入。在建炎以前，写话本的多是不得志的文人，组成书会，以写小说、野史谋生，地位颇为低下。后来，随着报纸和报事人兴起，报上连载小说热门起来，而后随着永嘉杂剧、弋阳腔、宫调大曲戏剧开始兴起，使写小说、戏剧的文人渐渐多起来，其中就有一些知名的报事人——编辑、记者匿名写话本子，还有一些有文学水平的女才子也加入进来，对她们来说写话本既是一种消遣兴趣，也是一种抒志方式，至少文才有个施展的地方——毕竟，能被家庭允许进入仕途的女官实在是凤毛麟角！
    而民间小说的兴盛也让一些士大夫起了防备之心，据说有人感慨，“最畏小说人，盖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影响民间的史事人物的看法。
    按卫希颜的说法，就是影响人的“三观”。
    小民百姓没多少文化，不晓得什么大道理，而流行民间的小说和戏词比起儒家经书更通俗直白，寓喻义于故事中，潜移默化影响着百姓们的认知，譬如对前代历史人物的印象看法，多半就是从小说野史来——正史除了学者士子官员外，又有几个看过呢？
    后来礼部文教司在出版局下面的稽核案增设了话本的审查，对民间流行的小说和戏剧话本进行稽查审核，如果内容有悖于仁义礼智信的条款规则，则要取缔话本的发行，并禁止说唱或上戏。说起来时下流行的四大话本——《封神演义》《洪荒大神传》《狄公案》《隋唐演义》都曾出过“*门”事件。
    ——前二者是因为有女娲为皇的内容，后二者则是对女皇武则天多有褒扬，话本流行后便引起了很多儒生的不满和抨击，联名上书出版局要求查禁。当时前后两任礼部参政恰是谯定、宋藻，对女娲和武则天不存在偏见，而且知道话本的撰写者与名可秀、卫希颜有关联，于是便借用理学对儒学的释义，引经据典驳回了儒生的上书，将事态平了下去。尽管有儒生还愤愤不平，但也只能平日里说说嘴泄愤。而闹出这场官司的话本在民间却是更火了。
    而从今年五月起，民间说唱最火的就是王师大战吐蕃了，什么演义公案等都得靠后站一站，等这波热潮过了再说;老婆我认错。
    但是，就在坊间津津乐道王师大捷时，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事实上，在吐蕃战争发动之前，朝堂上就有异议。工部参政胡寅、吏部侍郎朱松、刑部侍郎张九成、学士院承旨曾几等人，都反对出兵吐蕃。又有门下谏院的弹劾最激烈，左谏议大夫周葵在奏折中直斥卫希颜“穷兵黩武，必陷国家于汉武之祸……”两府决议以讨伐吐蕃奴隶制为师出之名，胡寅讥道“既出兵，何患无辞！”讥讽朝廷是在为出兵找借口。
    至战争深入，朝野非议之声一直未绝。
    之前历次战争，也被翻了出来，除了灭金战争外，大宋在南洋、在交趾、在大理的战事都被扯出来，批评两府为一国之利而起兵戈，不合仁义之道，抨击卫希颜“好大喜功，妄起征伐”，就连从麻逸国买下瑞宋岛也被批评了，说是“以贱买土，行骗而得”，杨泰水师和平收服琉求（台湾），也被批为“恃强凌弱，武力服人”，云云。
    虽然这些非战之论还不能动摇朝廷的决策，但在士林形成了不好的影响。
    十月的时候，吐蕃战争胜利，曾经没有被大唐征服的吐蕃如今成了大宋帝国的领土，让帝国无数军民都感到骄傲自豪；但是，批评、非议之声也不小。
    尽管官报和多数报纸都对吐蕃战争歌功颂德，但在其他学派创办的报纸上，批评之声别开生面，比如程学创办的《经义报》上就有讽刺尖锐的文章——“吐蕃之后，枢密兵锋何指？”矛头直指卫希颜。
    这些报纸的影响虽然不及《皇宋官报》和《西湖时报》《湖湘时报》《广南时事》《金陵日报》这些报纸影响大，但也有各自的读者群和影响面。随着一传十、十传百，非战的议论渐渐让国子监、太学和书院的许多学子们产生了迷惘：大宋到底该不该发动对外战争？
    而在主战派和反战派官员之间，还有一批立场中立的官员在观望着，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帝国的战争。
    各派系的官员和儒家士林都在关注卫希颜将做出什么反应。
    十二月初一，大庆殿大朝会。
    在百官朝拜之后，按例是官员奏事或皇帝面询个别官员。
    站在武官之首的卫希颜当先出列，神色清冷，拱手对皇帝道：“禀陛下，枢密院执国家兵事，近闻朝野有非战之声，为免异论搅朝，臣请在陛前阐发国家征战之义——请陛下允准。”
    赵昚目光一亮。
    这几个月来，那些非战言论也很让皇帝困扰。从卫国师说的国家利益来讲，对外战争扩大疆土是对国家有利的；但从圣人仁义来讲，发动战争又是不仁的——两者该如何抉择呢？赵昚成为储君后的老师就是太傅胡安国，还有翰林国学士邵伯温、苏澹，以及另外两位阁学士，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胡安国，毕竟朝夕相处，一直被教以正己、修圣人之德，仁以天下，尽管胡安国已在七年前离世，但他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年轻的皇帝。然而，这些思想无法解读帝国的战争，这让皇帝产生了迷惘。
    他压下迫切的心绪，端然稳重道：“准。”
    朝殿上一下肃然起来，升朝官们都支长了耳朵，胡寅等人则在暗中揣测着卫希颜会怎么说，脑子里过滤着经义，随时准备反驳。
    卫希颜拱手向皇帝一礼，微微侧身而立，一袭紫袍大袖的官服穿在她身上，有一种旁人无法及的峻拔气势，又带着从容自若的气度，道：“要说征战，五经之中，以《春秋》所言为多。”
    工部参政胡寅立即接下话头，道：“《春秋》明上下之序，分华夷之别，其要义为尊王攘夷，故有征战之言，然仍以礼为重;千年情劫之凤凰印。”
    吏部侍郎朱松接道：“夷狄未侵中国，则无‘攘夷’之起。《春秋》言征战，非任意兴兵讨伐。”
    比如南洋那几国，可有入侵中国的？又如吐蕃，骚扰宋朝边境的青唐部已经在神宗朝被官军归入河湟，此后未有东侵之事，中国何以发动战争“攘夷”？——北周还能说吐蕃与甘肃西夏小王朝勾结图谋河湟，但大宋可有“攘夷”之由？
    卫希颜道：“何为夷？夷狄者，禽兽也！——儒家多为此论。不过论事当有实证，本于道理。请问诸位，何以说夷狄是禽兽？可有依据和道理？”
    胡寅答道：“有礼者为人，无礼者禽兽。”
    朱松道：“《晏子春秋》曰，‘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刑部侍郎张九成道：“‘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
    这是《礼记》上的话。聚，共也，麀（you）指母鹿，意思是禽兽不知父子夫妇之伦，故有父子共妻之事，指为两代的*行为。
    一些朝官忍不住眉抽了一下，心道：在卫国师面前引用这句不好吧。
    不过，在朝上似乎很少有人当这位国师枢密是女人。
    因为太强了。
    一个女人太强大，往往会让男人忽略了她的性别。
    张九成没有这么多想法，他是张口而出。学士院承旨曾几暗道不妙，如果夷狄都禽兽了，朝廷岂不是征战有名，还议什么“非战”——可别落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