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第420章帝者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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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事堂内一片寂静无声。
    经米友仁、马兴祖共同鉴定，这幅御容画像是太祖、太宗二朝的书画待诏周文矩真迹,而且根据绢色材质、墨色的燥润肥瘦、朱砂印泥的细节等信息,鉴定出画上所有题跋的用墨和用章至少都是出自一百二三十年前，绝无可能是百年内的新迹。又根据龙图阁取来的那幅太宗皇帝的御书,与御像画上题诏的那行字比照鉴定,按书法的结构、用笔、精神和照应等,鉴定出两幅字应是出自同一人。
    作完这番鉴定,两人额头上都已沁出汗迹。要说鉴定百年前的书画并不算难事，毕竟年代不算久远,而且是在大宋年代内，绢画材质和用墨等两人都娴熟在心,但鉴定的内容实在令人惊心,十位宰执的炯炯目光更是给人压力重重。
    “辛苦二位了。”丁起语气温和地道，“米学士、马待诏这几日就留在尚画吧。”
    米友仁和马兴祖心里同时打了个寒噤，垂眼拱手应诺，走出议事厅时两人背上的内衫都早已被冷汗浸湿，互相对望一眼，均知储君一日未议定，他俩就出不了尚书省。便也定下心来，在两名省内御卫班直的带领下，去了尚书省值房的便阁子，暂且安置不提。
    这厢议事厅内，气氛肃重天堂ol;王牌盗妃。
    胡安国和范宗尹的面色很沉，他二人所虑不是一回事，但都对眼前之局不满意。朱敦儒想得开，既然太宗有遗诏，那自然要遵从，立皇长子也可以。曾开心忖皇长子虽不及齐王年长，但四五年后也能亲政了。
    范宗尹却还有些不甘心地问：“燕王可知此诏？”
    卫希颜斜了他一眼，“燕王的皇位是道宗内禅，太上皇还没大行，之后匆匆南奔——你认为燕王能有机会得知？”
    至于驾崩的建炎天子赵构是否知道此诏，就不需多问了，必是不知的，否则也不会用太祖托梦这种方式来确立皇子——应是当初道君太上皇去得突然，故未来得及告知建炎天子。
    丁起目光扫视两侧诸公，沉稳的声音下定论道：“既有太宗遗诏，臣等自当遵从。立皇长子为储，诸公可有异议？”
    赵鼎、叶梦得、谢如意、李邴、郑彀这些提写皇长子的当然都点头，朱敦儒和曾开微微颔首表示同意，唯胡安国、范宗尹沉着脸，但事已至此，绝无可能违诏不遵，而在两个皇子中立储，自然是立年长者，均暗叹着点头同意。
    孰料，卫希颜却开口道：“两个皇子立何者为储，年龄不当为重。”
    众宰执都惊愕地望过去，这是要立皇次子？
    范宗尹心中冷笑，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立年幼者好掌控么！
    “帝者，当重人品！”卫希颜目光如雪，声音铿锵有力，“为帝者，若无天赋，可以勤为补；若无学问，可以学习；若无能力，可以锻炼。唯人之品性既定，便难更改。”
    这是要在皇长子的品性上做文章？
    胡安国皱了下眉毛。
    范宗尹心道，卫希颜若敢论皇长子品性，必要驳得她哑口无言——从资善堂老师禀报的情况看，皇长子谦虚沉稳，相比起来，皇次子显得虚浮。
    座中其他几位执政也存在同样疑虑，他们选立皇长子虽是从年龄为主考虑，但两位皇子在学堂的表现也是依据之一：论品性，皇长子当在皇次子之上。
    便听卫希颜说道：“当年哲宗崩逝无子，向太后与宰执议立新君，在哲宗诸弟中择之。向太后倾向端王（赵佶），宰相章子厚（章惇）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然二府其他执政均附和向太后，遂决策立端王。”
    这段史事在座宰执均是知晓。
    卫希颜唇角哂道：“如今看来，章子厚为政虽厉，在相君上却极有识人之明——道宗为帝好奢玩乐，重用能任其奢侈享乐之宰臣，无体恤民生的仁善之心，无体顾社稷的宏阔之心，为帝唯有六字可评：败家、祸国、殃民。”
    众宰执嘴角都抽搐了，虽然道宗在建炎朝臣心中已确定了祸国昏君之名，但为人臣者还是顾忌人君之尊的，至少明面上没有像卫希颜评得这么犀利的——《西湖时报》的主笔陈东是一个例外，但这位素来是胆大包天的，当年在东京就敢纠合太学生上书请诛蔡京、王黼等，是个敢抛头颅弘士毅的，有何不敢写、不敢说的？而且他是不入仕的士子，言论比官员相对自由，但如此评论无忌也是惹得赵构发怒的，若非有人明里暗里护着，早就被安个“谤议朝廷”的罪名下狱判流刑了。
    胡安国咳了一声，严肃着面孔道：“为人臣者，评君当有分寸。”提醒卫希颜不要批得太刻薄了，为臣者心里有杆秤衡量就行了。
    卫希颜眼眉一挑，“国家宰执，不同一般大臣，不仅要有为政天下之能力，还要有敢于直言帝王无德的弘毅之气。真正的尊君，是要匡扶社稷，匡扶帝德，不是为了体顾君王的颜面——国家的面子里子都被糟践光了，为帝者还有面子？只尊君王颜面，而枉顾国家颜面，可为宰执乎？”
    叶梦得见胡安国被噎得板着脸不语的样子，心头大乐灵动天下;黛眉绘倾城。
    他们与卫希颜同殿为臣的时日久了，都明白一件事情：不可与其争论先帝之得失。卫希颜评论向来犀利直白，完全无惧大臣说“藐视君上”的攻击，她一句“武道，强者为尊；王道，德者为尊”就能噎得人半死。而且又拿宰相赵普敢于直言太祖说“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枢密使富弼用笏板指着英宗责斥他不孝何以能居帝位等前朝宰执的言行来说事，说哲宗之后的宰执们越来越不见风骨了——当时噎得范宗尹很没面。跟她论下去，任她将大宋历朝天子的失德事一桩桩摆出来，只能让御座上的赵构没脸面，与她驳论的大臣更没脸。其根本在于，卫希颜完全无惧当朝天子的不悦或暗中恼怒，而其他大臣却少有这种“坦然无惧”，辩驳下去最后为难的是谁？以致后来，但凡有论事涉及天子德行的，无论参政还是其他大臣都很明智地不与其辩驳。
    胡安国微吸口气，压下胸口的憋闷。罢了，犯不着为了一个无德之君与她辩驳个高下，且听她后论再说。
    便听卫希颜道：“道宗为帝的品性就是前车之鉴，必须彻底地披露，才能让继位子孙引以为戒，并不得翻案！——皇帝最喜欢干什么事？皇帝最喜欢找替罪羊，将自己的罪过栽在臣子身上。譬如建炎初，就有文臣投大行皇帝之好，为道宗饰过，将靖康之祸的罪责尽数推到蔡京、王黼、童贯这些当政宰执身上，又有文臣将黑锅扣到王荆公的熙宁变法上……”
    她说的是建炎元年的事，程学大儒、龙图阁直学士杨时在福建上疏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于是朝野程学士人、士大夫纷纷应和，由声讨蔡京而上溯至批评王安石，请朝廷“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
    当时正值朝廷南渡之初，图存救国成了最紧要的时政。既要图存救国，就要检讨造成靖康之祸的原因，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收拾人心，巩固新一朝的统治。才刚登基的赵构当然想开脱父兄的责任，便想利用杨时、胡安国、朱震等士大夫掀起的言论，把“国事失图”的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
    名可秀一针见血点明赵构用意：把新党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太上皇赵佶一人，就是哲宗、神宗及向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而由误国的权奸之臣承担国耻责任，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宋”，又可引导天下人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
    “这个肇端绝不能启！”名可秀当时对丁起、赵鼎、宋藻几人断然道，若任其下去，新学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大宋儒学必为程学所主。
    于是，朝中的“名党”偕手众多的新学官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将程学的言论压了下去，而在有了《西湖时报》后，更是利用报纸的舆论喉舌，将赵佶的“靖康祸首”之名钉得死死的，同时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客观评论，指出熙宁变法有过急过躁、用人不当、一些法令不合实际等过失，但变法的确让各路税赋增加了，国库充盈了，并举出实际数字作对比，只可惜充盈起来的国库收入没有被朝廷用来整饬武备，提高军事，反而被蔡京伪冒新党变法、实则迎合道宗之好，提出丰享豫大、及时享乐，大修宫殿，搜罗天下宝物奇石等，将熙宁变法以来累积起来的财富尽数挥霍败尽，又定下“联金攻辽”之昏策，以致靖康国祸云云。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公允，没有一概褒，也没有一概贬，而是客观地摆事实说道理，有理有据有数字，赢得了朝野绝大多数士大夫和士人的赞同，程学掀起的声浪随即淹没下去，赵构想为父兄洗脱罪名的意图也落了空。
    卫希颜提起这段旧事，胡安国、曾开的脸色都有些不好了；另一位程学门人、坐在卫希颜右下首的郑彀端起茶盏神色自若地喝茶，那场时论他是坚定的倒昏君派。
    卫希颜提起这段无意打程学参政的脸，她批的是皇帝，接着道：“在位皇帝总是想宣扬帝座上的历代先帝都是圣明之君，有过的都是大臣，这种推诿卸责之风不可长武家栋梁;浴火王妃之妾本蛇蝎。帝者，要有敢于自省的品德，要有承担错误的勇气，一个连错误都不能坦然面对的君者，如何为帝？这是怯懦者！吾华夏泱泱之国，岂可让怯懦者为君？”
    她说到这里停下，侧首对一边作会议记录的都堂书令史道：“某方才说的一字不落记下，以后给继位之君做教案。”
    都堂书令史赶紧起身应诺，落座后暗暗抹了把冷汗，心想两年半没见，卫国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啊。
    便听卫希颜继续道：“上古，唯有德者方能为帝，其品行为天下之表率。如今，为帝者虽不能与上古之帝相比，但至少应有三种帝德：其一，有体恤国家民生的仁爱之德。”
    众宰执都默默点头，这个必须有。
    “其二，有正视自身的自省之德。”
    众宰执心道，这个比较难，能做到自省其身的官员都很少，更别说皇帝了。
    “其三，有宽宏的气量之德。”
    众宰执暗暗点头，这个应该有。还有执政心里想着，气量不大，就如大行皇帝，呕不死臣下，就呕死自己了。
    卫希颜顿了一顿，顾目众人，“如今，